没人
管吗?”
母亲笑了笑:“咳,她可不疯。”
“不疯?不疯把自己搞成那样?”我很惊讶。
母亲说,这女人的精神本来是正常的。只是她很不幸地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出生以后父亲大骂母亲,非得再要一个男孩。当年计划生育查得极严,家里又穷得交不起罚款,于是她父亲就想了个损招儿—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报成智障儿童,这样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再生一个孩子了。
“所以她就装疯?”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对啊。”母亲叹息一声,“如果不装疯,她爹就往死里打她,这孩子被打怕了,就乖乖装疯,一装就装了20多年。”
“长大以后为什么还要装疯?”我问。
“学东西的年龄全都荒废了,她什么都不会,也没人娶她,人早就废掉了。装疯好歹还有国家救济金养着,就这么混日子呗。总归,好死不如赖活着。”母亲淡淡地说。
高中时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芒种》杂志上,名字叫《第二个天堂》。写的是我陪父亲去某处精神病院检修仪器的经历。
在那间精神病院里,我认识了一个病人朋友,他是个善良温和的男人,一直在跟我说自己有个漂亮妻子和孩子,出门工作时生了病,被送进这里,就再未联系上她们。我安慰他,说结束工作回去时一定帮他寻找他的妻子。
临走那一天他跑出来送我,还给我摘了一大捧我最喜欢的野酸梅,父亲嘲笑我“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院长大声呵斥,把他赶了回去,他还是不忘回头冲我用力挥手。
我冲他喊:“我一定帮你找你的妻子
—”
院长诧异地看着我:“你傻了?他20岁就被送进这里了,哪有什么妻子。”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他说自己读到结尾时哭了。因为他也曾是一名患者,只是后来治疗情况良好,终于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
他说生病的那段日子,常会陷入迷惘、孤独,但头脑中却有一片很纯净的思维空间。在那里,自己是完全的主人,也希望有个人可以坐下来,听听关于那个空间的故事,那样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他最后写:谢谢你,小妹妹。虽然他们的心已随着头脑荒芜,但依然渴望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整。谢谢你曾经填补过它。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傻瓜。有些真傻,有些装傻。
我们对待傻瓜的态度往往不那么平和。即使看上去实在可怜至极,大约也只跟上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更有一位朋友声称“宁对十个坏蛋,不交一个笨蛋”。他认为“与一个智勇双全的坏蛋过招,至少可以让自己飞快成长。与一个笨蛋做朋友,只会拉低自己的眼界和判断力。”
然而我们都忘记了,可怜之人可能会有可恨之处,但更多的还是痛入骨髓的可怜之处。
那份可怜,往往是大多数貌似坚强无敌的人们,一生皆未曾领略的寒冷和遥远。
读《流放的老国王》,德里达说:“当人们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请求原谅。”此刻落笔的我,也在真诚请求着原谅—对那些曾被自己无意中伤及的灵魂。
没有人从生下来就想当傻瓜,没有人希望自己永远是一颗不开窍的笨蛋。有多少心酸甚至心碎的起因,很少会有人有耐心坐下来细细倾听;更不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如果经历了与他同样的过往,现在的我会是怎样?
西方有句谚语:不要抱怨别人的路好走,直到你穿上他的鞋子走一里路。
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瘫痪不起的伴侣,没有心如蛇蝎的亲人,没有绝望缠身的病症。所以不要在遇到小丑一般的存在时,笑得那么大声。摸摸你的心,那里有没有幽邃的空洞,有没有曲折的裂痕,会不会在某个瞬间崩坏。
怜悯他人,即是怜悯未知的自己。也许有一天,你即是他,他即是你。
谁知道在某个地方,会不会也有人冷笑着看着远处眉飞色舞的我们,轻蔑地说:“看,真是一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