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性的目标,就不应该以透支行来对待。第三,存贷比指标,能否定得恰当一点?”
邵云峰说:“显耀说的,我们带回去研究。罗行长还有事,我们先回去了。”
与会人员站起来,送罗艺、邵云峰出了会议室,王显耀、陈作业两位行长和许爱群则来到停车场,目送罗艺的车离开。
王显耀送走了罗艺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踱着步、思考着:“总行也是说话不算话的秉性,要我下来时,说得天花乱坠,要什么支持什么。三个月下来,总行的钱不给借了,没有办法就透支去,承受着高成本,到了年终,还不是弄个大额亏损?借新还旧想叫贷款户搞点存款,不批了,逾期利息越算越多,成了纸上的东西;费用卡死了,你想买存款也没有钱去攻关;而现在,在人事任命上又留一手,我原本在总行就是副处长了,呆得多舒服,下来任副职何必受这份罪?说白了,还是总部对我三个月的工作不太满意。这不就是因为表现出透支的原因吗?但我也是天天为保开门而奔波啊!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捞到的最不好摆弄的一份差事。”
其实,在市民银行里像王显耀这样,思想上有复杂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行长古丁力的内心也在激烈地斗争着,觉得市领导也没有履行当初将财政、投资公司等地方性帐项以市民银行为结算主渠道的承诺。几次去找市领导,但市里的说话一次比一次难听。导致现在市民银行的资金渠道成了来无源头,要也要不到;去无水坝,拦也拦不住的局面。
“要是市里把当初承诺的一半给我,我也轻松不少哇!”古丁力不仅在心里说,有时还会在下级面前发发牢骚。
李国兰来到夏天的办公室,对夏天说:“夏经理,汪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贷款时的公章是假的。”
夏天抬起头,看着李国兰的眼睛,问道:“你是怎么知道它是假的?”
李国兰说:“你把这个企业分给我管理,我去到他们公司,他的老总汪一亲口告诉我,他们有两个公章。”
这个公司的贷款是原信贷三部办的,夏天问:“办理贷款的时候,汪一到场没有?”
李国兰说:“我不清楚。”
夏天说:“我帮你判断一下吧:如果他的法人代表知道公司有两个公章,那么充其量是一个曾经在公安局备过案,一个是私自刻的。这种情况,不能说私刻的公章就是假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多刻一个公章?做贷款的时候又为什么要用私刻的那枚?这就可能涉及到他们的主观故意,是否是诈骗行为。如果当时是法人代表来办贷款,也不怕他耍赖。”
李国兰心有不甘,但在嘴上还是说:“你这样一说,我放心了。”
夏天说:“但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样吧,你问一下卜一定,看看当时汪一是否在合同书上签字,核对一下他的笔迹。如果还有问题则要告诉行长。”
夏天说到这里,用眼睛审视着李国兰:她长得普通而务实:一米五左右的身高,长得扎实粗壮。头上的眼、嘴、耳、鼻都长在它们该长的地方,毫无新奇之处,只是面相有点像男生,而且两片嘴唇稍显粗厚,能让人多少揣摩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也许有点男人味。
其实,李国兰为人处事真的就像她的相貌所传递的信息一般:一切以有利于自己的务实主义为准绳,十分现实。也就是时下有人常说的:有奶便是娘。这点,难免让人诟病。
就在夏天的双眼打量完李国兰后,桌上的电话响了,李国兰随即告退。
夏天拿起电话问道:“喂,哪位?”
电话里的声音:“夏经理,您好!我是凌华,老朋友好久没有联系了,最近忙吗?”
“哎呀凌总啊!我现在是满头露水呀!怎么,你想帮帮我?”夏天边说边问。
凌华说:“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坐坐。”
夏天说:“下午怎么样?”
“好!我在办公室等你。”凌华放下了电话。
夏天讲完电话,思维回到了李国兰讲的汪氏公司:它是1995年2月以存贷挂钩为特点,由信贷三部做出390万元担保贷款。由于李国兰与卜一定关系不好,夏天也在警惕别着了李国兰的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