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衡州练勇

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又写了一封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録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它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两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千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荆七推门进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刚才陆知府派人送来一封急信。"曾国藩坐起，从荆七手中接过信。原来，这信是新擢升为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前线与太平军西征军作战的江忠源寄来的。江忠源信上说：长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请曾国藩在长沙多募几千人马，练成精兵，早日开赴江西，补充他的楚勇。看完这封信后，曾国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曾国藩兴冲冲地给江忠源回信，告诉他已来到衡州练勇，请他向皇上奏明，委托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训练成军，交他指挥。"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扩勇，饷银的着落再想办法。"曾国藩心想，"至于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挥，那还不是凭我一句话。我不给他，谅他也不好意思来硬要。"

    不久，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是高兴，他认为自己给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李元度也应邀来了。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头瘦小的文人还带来五百平江勇，一来便对曾国藩说，要弃文就武，当营官带兵打仗。曾国藩很欣赏他的这份勇气。趁着大批勇丁尚未到齐的空隙，曾国藩和罗泽南、王錱、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讨练勇之事。大家参照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军事条例。曾国藩又写信给骆秉章，向抚标中军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骆秉章同意了。不久，三人也一同来到衡州。曾国藩见文武人才济济，气象兴旺，心中甚为兴奋。这时，朝廷同意扩勇的批文也已下达。一个月后，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从湘乡募来二千五百勇丁，邹寿璋、储枚躬、江忠济从靖州、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募来一千勇丁，连同过去的一千人和李元度的五百平江勇，合共五千余人。曾国藩将这五千余人分为十营，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錱等人为营官。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

    在朝廷未拨下饷银之前，曾国藩与衡州知府陆传应商议，先把修城墙的十万银子挪过来用。银子兑了现，官勇们操练都有劲。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营规：每天五更三点放炮，闻炮即起，夜晚每营派十人巡逻；黎明演早操，营官、哨官必须亲自到场；午刻点名一次；日斜时演晚操，二更前点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本人亲到演武坪监督操练，并训话。从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尘土飞扬，喊杀声不绝，衡州城里的百姓都奇怪，这是哪来的一支人马，操练如此认真、勤勉？年长的记得，这块荒芜的演武坪，已经几十年没有吃粮的人在上面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