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碾儿胡同谒见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着："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说："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说罢，转过脸来审视曾国藩，问："足下昨夜所梦何事？""昨夜梦见何绍基放广东正考官，考完回来，得程仪五千两，皇上又赏他一千两，私心甚是羡慕。"曾国藩红着脸嗫嚅。

    "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湔除之故。"唐鉴一本正经地说，"《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可贵，就在于慎独。'独'尚能审察，世人能见之不善岂敢为乎？涤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慎独论》，下次带给我看。"曾国藩满口答应着。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着《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深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往往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唐鉴从江宁来，又多年历任地方官，深知民生疾苦。他觉察到大乱将至，常在密室中鼓励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多读史书，浏览舆地图册，钻研兵法，以备来日大用。曾国藩将唐鉴视为黄石老人，而唐鉴也以张良期待曾国藩。

    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回善化老家住了一年之后，应友人之邀，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很快名震江南，甚受士子们的敬重。咸丰二年七月，唐鉴奉召入京。两个月内，咸丰帝召见十五次，极耆儒晚遇之荣。在第十五次召见时，咸丰帝向唐鉴垂询对付太平军的事。唐鉴鉴于江忠源的楚勇，在全州蓑衣渡获胜及保卫长沙的战功，向咸丰帝提出各省仿嘉庆朝办团练的成法组建团练，并提出先在湖南举办。同时向咸丰帝力荐曾国藩可大用，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出于对曾国藩的深刻了解，唐鉴对咸丰帝说，曾国藩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对地方事不熟悉，刚开始时会有不顺利，请皇上自始至终信任他。唐鉴以自己一生名望向皇上担保，曾国藩必可成大事。

    老夫子认认真真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极为亲热，极为诚恳。他把这次由江宁入京，皇上所给予的破格隆遇详细地介绍一番，特别把最后一次陛见，皇上的垂询及自己的密荐写得更为生动。最后，老先生用动情的语言，回忆当初四合院内，师生切磋学问、砥砺品性的情景。结尾尤使曾国藩感动：涤生吾弟，当年在京都时，老夫即知贤弟乃当今不可多得之伟器。这次进京，凡所见之昔日朋友，谈起贤弟道德学问、文章政绩，莫不交口称誉，老夫行将就木，亲见贤弟已成参天大树，私心之喜慰，非常人所能理解。老夫满腹话欲与贤弟倾吐，讵料伯母仙逝，贤弟已回湘上，奈何！

    眼下洪杨作乱，三湘正遭涂炭。南望家山，不胜悲念。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正因为祸乱并发，乃英雄崛起之时，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荐，并以一生薄名为贤弟担保。所幸皇上已简记在心矣。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贤弟数十年来，已备尝人世艰苦，现正当年富力强，担当大任之时，况贤弟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壮志，此为老夫所深知。老夫往日与贤弟，一起读圣贤之书，讲经世之学，所为何事？岂不正是为今日拯黎民于水火之中，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虽然，老夫亦知，今日办事，千难万难。但古人说得好：世无艰难，何来人杰？此中道理，吾弟自明。老夫已矣，一生庸碌无能，今为衰朽残阳，虽有报效之心，实乏济世之力。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贤弟而自慰。酬皇上厚恩，展生平怀抱，正当时也，望吾弟好自为之。切切。

    曾国藩拿着唐鉴的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潮澎湃，起伏不安。当年在先生安静的四合院内，师生之间不知多少次探讨过历代的治乱兴衰，对张良、陈平、诸葛亮、王猛、谢安、魏征、房玄龄、范仲淹、司马光、张居正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暗下了决心，今生一定要入阁拜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史官将自己的业绩记在青史上，激励后世读书人。他想起谢绝张亮基相邀之事。正是要自己办大事的时候，为何如此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呢？"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唐鉴的话像闷雷一样，在耳边沉重地响起。涤生啊涤生，平素漫自矜许，当时机来到之时，你却畏葸不前，害怕困难，这不是懦弱无能吗？曾国藩捧着唐鉴的来信，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对自己提出了严厉的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