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这一刻,岳飞可以说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而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传统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举不能,并丧失了生育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了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勾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要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宋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事情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当时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相当于南宋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淮西之变可以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赵构还是向天下人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的意向,但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彻底放弃了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他们的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六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八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十八年岁月里的情形会比他们想象的要糟得太多太多。
从这一刻起,南宋注定要走回“崇文抑武”的老路上,而岳飞的悲惨命运,也差不多就在此时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