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城市风情之女伎

r />
    杂剧：肖金莲

    唱京词：蒋郎妇

    诸宫调：王双莲

    唱耍令：郭双莲

    覆射：女郎中

    撮弄杂艺：女姑姑

    射弩儿、打诨：林四九娘

    这一名目的列出，是临安市民对杰出女伎的杰出本领的认可和推崇。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宋代城市女伎主要是在歌舞乐曲方面成就突出。目前出土的宋代文物，以讲唱歌舞的女伎为多数可以作证。这从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壁画上可见其端详——

    图中共绘11位女伎，她们或高髻，戴团冠、花冠，或男子装束，戴翘脚花额幞头。她们持乐器作演奏状，有大鼓、杖鼓、拍板、觱篥、笛、笙、排箫、琵琶，纷作乐声，给一作曲膝扬袖之舞的女伎伴奏。

    观看这“大曲舞蹈”的是一对夫妇，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及钱贯、贡纳货币场面观察，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已从东京、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

    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一天，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鼓琴佳，长奕棋，书写大字，还善梅竹。周生命她唱词，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周生大喜，立即召来牙侩，与王七公立下契约，给予官券千缗，买下了千一姐。

    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买卖”了。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四川兴元一家市民，在路上捡到一个小男孩，带回家养育。这个小男孩越长越漂亮，夫妻俩便商议，教他歌舞，把他装扮成为女伎，因为这样就可以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被加以严格的调治和修饰。待他长到十二三岁，俨然是一美女形象了。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加之他非常警慧，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这样一来，人们更以为他是奇货，许多市民来求他为妻，可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我们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就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作“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来成都的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位“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70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来祝贺的客人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酒兴。欢闹到了半夜，通判拥“女”进入房中，这时，才知“她”是男子，通判连呼受骗，派人去找其父母，已茫然难觅踪影，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一对夫妇，含辛茹苦，不辞烦难地将一弃男培育成俊俏女伎的过程，不妨视作宋代城市女伎成长短史。从这位假女伎的故事可以返照出市民生活对女伎的迫切需要之情。这对夫妇之所以费尽心机，将男孩训练成非同寻常的女伎模样，无非是因为出色的女伎可以赚来数量可观的金钱罢了。

    如在潭州开场的一位善歌宫词的女伎，每一天可挣得数百券，豪门争延致之，日掷与金钗等，使她年余便积累万钱。又如一位官员在杭州宴客，就因一女伎善作“合生”，那官员就日赏她万钱……

    所以上面所说的假女伎敢冒风险而上，它发生于兴元至成都等城镇之间，可知宋代四川城市此类事一定不在少数。1970年四川广元市罗家桥宋墓出土石刻图画上有两图，各绘有八女伎，有奏乐者，有舞旋者，乐器纷呈，舞姿蹁跹……这透露出了市民对女伎的喜欢，主要集中在乐舞类女伎身上。

    我们还从宋人话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里，媒婆给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讲好女子会很多乐器，以“李乐娘”自誉。一般市民也都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唱曲，这唤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东京低级吏员之家的庆奴，由于“唱的好曲”，在生活无着流落镇江的时候，便到酒店“卖唱”为生。

    为赚钱而唱的乐伎，由于训练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转，字真韵正，使人百听不厌。至于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胜录》中的一句话概括：“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为突出的是临安，街市上三五成队的乐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市“赶趁”……

    可以说，歌舞女伎成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东京前，一次来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于歌舞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女伎仅歌舞一种，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范围是很宽的。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大宋村出土的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可证——

    石棺上有《散乐图》，其图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箫女伎，二拍细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样式在河南安阳天禧镇等宋墓均有发现，为北宋大小城镇最为常见的小型女伎散乐。

    在散乐两侧，各有一窗棂式屏风。左屏风前、桌后、右侧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双手端盘。桌前一女，双手扶碾轮在槽中碾茶末。右侧屏风前、桌后一女，双手端一碗，此女对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双手端圆盘，盘上放一注子。一《进茶图》，一《进酒图》，交相映衬。

    从这画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样的，不独吹拉弹唱，也有娱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这位乐重进，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并重的，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女伎的两个方面——在大量的歌舞女伎一旁，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以出卖生活技术的庞大的女伎队伍，在东京人力市场上的“女使”，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通过“女侩”或“牙人”，随时都可以雇用或买到这样的女伎。

    王明清的《玉熙新志》、洪迈的《夷坚志》都记叙道：政和年间，一官员的儿媳妇怀孕，一官员夫人生男孩，均通过牙侩雇、买到了一位奶妈。可知这种以生活技术谋生的女伎是很多的，并已形成了行当，已有专门的牙侩经纪人。而且，市民对这种以生活性技术谋生的女伎的要求非常之高。侯君素《旌异记》就曾讲叙过这样一个故事——

    晏元献家有一老乳媪燕婆，为晏家服务数十年。燕婆死后，晏家对她仍时节祭祀，并经常见到燕婆托梦来说：“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扶持，苦乏人耳。”晏家便为燕婆画二女伎，送去焚之。可又梦见燕婆来说：送去的女伎软弱不中用。晏家叹异，便请工匠用厚纸格绘二美婢，送去焚之。他日晏家又梦燕婆来谢：“新婢绝可人意，今不寂寞矣”……

    这个故事相当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终身以生活性技术为职业的老女伎的心愿，她服侍人一生，逝世后在阴间仍向往女伎的服侍。倘女伎无美好伎能与容颜，老女伎怎么会向阳间传递出这一请求?

    生活技术性女伎之伎能，与歌舞女伎之歌舞相比，其境界绝不逊色。就以“针线人”来说，虽是缝补刺绣，但本事很高强。《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所介绍给司户作“针线人”的李英，“第一手好针线，能于暗中缝纫，分际不差”。又如临安车桥下的“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中，有个18岁的女儿，被郡王所赏识，其原因是郡王在轿中看见她身上系了一条绣腰巾，换言之，也就是此女的绣工被郡王看中。璩秀秀的刺绣本事有《眼儿媚》词为证：

    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蜂乱蝶狂。

    有这样的针线功夫，自然要使郡王青睐有加，璩秀秀趋奉官员命运自然难免。因为璩家无钱将她嫁人，只能以璩秀秀将针线伎艺献与官员府第来谋一生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连都市寺院的尼姑，都纷纷转向以“绣工”赚钱。曹希蕴就曾为东京乾明寺尼姑的“绣工”作诗，说她们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尼姑都以学“绣工”为本行，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城市里女子就业有较大优势。所以在临安的小户人家，都重女轻男，倘若生下女孩则爱护得如捧珍珠，因为待女孩长大，可以随着她的姿质，教给她一种艺业，以此待价而沽。当然，女伎之伎艺应培养至上乘。即使女伎中最为“下色”的厨娘，所拥有的伎艺也是要十分精湛。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河南偃师出土的此类画像中就可以知道她们的形象——

    她们均梳高髻，穿宽领短衣，着长裙，或烹茶，或涤器。其中“斫脍画像砖”上绘有：高木方桌，一把短柄刀，大圆木菜墩上有大鱼一条，刀旁有一柳枝穿三条小鱼，挽袖露出臂上长圈套镯的厨娘，脚边有一盆水，桌下一方形火炉，炉火熊熊，上置一双耳铁锅，锅中水正沸腾……

    这使人想起叶梦得所记：在南馔未通行东京时，京城里竟无能斫脍者，只有梅圣俞家一厨娘会，故欧阳修等人想吃鲙时，便提鱼前往梅家。看来艺有专门，厨娘也并非是女子就可胜任，必须要专门训练。以临安厨娘为例，那就是一种具有较高伎艺的职业——

    有一当过太守的官员，委托人物色一位厨娘，不几日，委托人便为他寻到了一位有容艺、晓书算的厨娘。一旬过后，厨娘果然来到了，不过她是派一脚夫拿一信先来，太守见信中要求用车去接她，辞语很委婉，字划特端楷，便知此厨娘非庸碌之辈。果然，一入门，着红裙绿裳的厨娘，容止循雅。太守还未尝她做的饭菜，就已十分高兴。待初试厨娘手艺，只见她团袄围裙，“银索攀膊”。

    所谓“攀膊”，乃是市民为便于操作而发明的通用工具。如李公麟所绘《百马图》中：二铡草人衣袖都用绳索缚定挂于颈项间，以把袖子高高捋起。高级者才用银索“攀膊”，足见厨娘气度的不凡。待她掉臂而入，切抹批脔，惯熟条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斤成风之势。她做出的食馔，芳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用语言形容。

    能够雇佣具有这样不俗伎艺的厨娘的，非豪门贵户莫属，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阶层就不能享用这种女伎手艺了。在宋代岭南地区，无问贫富，女子都要研习庖厨，勤练习刀俎，如果能够善长醯醢葅鲊，那就是大好女子了，市民们争着聘具有这样伎艺的女子为婚姻，征婚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笑话：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补袄，若修治水蛇、黄鳝，一条胜似一条……

    女子必须具有良好的庖厨伎艺，已成为宋代市民择偶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也成为许多女子成名的一个看家“法宝”。以厨娘这一行当来看，在宋代城市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已不在少数。其中突出者，如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汴河岸卖粥妪、金明池酒肆卖酒女……如此等等，必是厨艺精良，经营得法，才广泛传于市民之口，进入记叙都城生活的专书。

    像宋五嫂鱼羹，在东京饮食行业中就有名气，南渡临安后，仍然以独特味道享誉京城。赵构曾尝过她的鱼羹，仅这一次，宋五嫂就得了10枚金钱、100枚银钱、10匹锦绢。由于曾经御赏，市民便纷纷趋向，宋五嫂由卖鱼羹遂成富媪。宋五嫂鱼羹选料讲究，烹调技术与众不同，故始终为市食中翘楚，否则身处左江右湖环境中的市民，便去喝其他人家的鱼羹了。还有不少以妇女称谓命名的店铺和商品，也是由于特殊的伎艺而扬名，如丑婆婆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卖卦的西山神女，印刷行业中刻书的婺女。吉州舒公窑的女伎舒娇，制出与哥窑等价、栩栩如生的瓷玩具。还有临安五间楼前大街上，那戴三朵花的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用伎艺表演来卖“点茶”……

    正是这些女伎，以独特的魅力，极大丰富了宋代城市的风貌，并给予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影响。如金代燕京的下棋最高国手就是一位号称“妙观道人”的女子，这无疑是步宋代城市女伎“象棋沈姑姑”的后尘。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窥见宋代城市女伎形象是多么光彩夺目了。

    ——本章作者：黑龙江院教师伊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