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秋风瑟瑟,僧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数千蒙古铁骑和胜保率领的数万八旗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大败。僧格林沁狼狈逃窜,胜保还受了枪伤,咸丰皇帝带着慈禧等家眷和肃顺等一帮权臣逃往热河,肃顺的特使王闿运来到安徽祁门的湘军大营,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这时已经从宿松搬到了安徽的祁门。肃顺只交代了王闿运一个任务,那就是劝说曾国藩亲自带兵北上勤王。
因为只要曾国藩同意带湘军北上,肃顺在宫廷斗争中就多了重要的砝码,即便胜保的绿营旗兵支持恭亲王、懿贵妃,他们也不怕了,因为绿营的战斗力,打长毛都打不过,跟湘军还是有差距的。
“曾大人,即便你不率兵去,只要一猛将,比如鲍超,率一支精兵北上,肃大人就不会忘了大人护驾的功劳。”王闿运对曾国藩说。
曾国藩没有说话,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步走错,可能会毁掉来之不易的一切,包括刚任命的两江总督。
肃顺确实对曾国藩和湘军许多将领有恩,左宗棠和胡林翼都支持肃顺。肃顺也确实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但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肃顺原来与恭亲王的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亲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就像是康熙朝的权臣鳌拜。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也不小。
曾国藩不愿意卷入宫廷权力的斗争中,派不派湘军北上勤王,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曾国藩思考良久,没有立即答应王闿运,让他暂住在军营里。
这时候的曾国藩和湘军,处境有点进退两难。因为当初咸丰皇帝的圣旨传到宿松,内容是:“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包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咸丰皇帝的圣旨却是要曾国藩带兵前往江苏,因为当时李秀成攻取了苏州等地。当时整个江苏的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
曾国藩当时和曾纪泽、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
曾纪泽说:“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是错误的,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反而失了苏州、常州,湘军必须改由西面进攻,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
李鸿章也说:“如果舍弃安庆而去攻取苏州、常州的话,势必重蹈失败的覆辙。原来的江南大营以苏州、常州作为依托,而现在这两座城市都已经被太平军占领,湘军东进会成为没有依托的孤军,陷入绝境。”
胡林翼也反对湘军进军苏州,他说:“现在湘军以湖南、湖北为大本营,一旦东进,远离大本营,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州、常州之后,势必会发动西征,以解除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夺回上游的有利地势。”
曾国藩也同意曾纪泽、李鸿章、胡林翼的观点,认为湘军不宜去急着夺回苏州,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当年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那个愣头青了。
咸丰皇帝一直催促曾国藩迅速领兵克复苏州、常州。咸丰皇帝认为,苏州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财税收入很多,而从军事角度看,苏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关系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安危。所以,必须先拿下苏州。
“朝廷严命湘军赴江苏,江苏却不能进,但湘军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皇命不理。”曾国藩知道,咸丰皇岛本来就对他猜忌,和朝廷对着干,只会让咸丰皇帝更加不满。一向主张以诚信待人的他,此刻也准备对朝廷耍耍权谋了,他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说:“湘军可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在祁门县境内扎营。”
祁门位于安徽西南部,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注定祁门将是太平军的主要攻击区域。然而,祁门并不是一个驻兵的好地方。它的四周全是高山,从军事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绝地,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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