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心内容:
“首先,就如我开场白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认为本次系列案件并非如先前认定的是以‘性’为主导的性变态强奸案,它真正的犯罪动机实质上来自‘愤怒’,而愤怒的根源是生活平衡感的缺失,也就是说本案是一起‘以毁尸与性侵作为手段,以寻求控制感作为动机’的系列犯罪。
“案情各位都很清楚,应该知道在案件五之前,凶手和受害人始终未有生殖器的接触,那么这真的是源于生理障碍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那是一种不屑和鄙视!这一点在案件三和案件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案件三的现场环境,可以让凶手很清楚地判断出受害人是独自居住,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他也确实做了。他唯一一次将受害人衣服全部剥掉,就是这件案子;他开始切割受害者器官组织作为纪念物带离现场,但就是没有奸尸的举动。而案件四有这样一个细节——受害者裤子只是被扒至膝盖处,想必成年人都能想明白,如此别扭的体位,表明凶手压根就没想过与受害人发生关系。
“但性侵行为为什么自案件五出现了呢?先前我们认定凶手患有性功能间歇性生理障碍症,其实这一解释从病理角度来说显得很牵强,许多此类病例显示,尽管得到了很充分的治疗,病患的性功能也很难发生由极弱到恒强的转变。那么自案件五发生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受害人的年龄因素,是那个年龄段的幼女让他心里感觉舒适!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先前也做过错误的判断,从而忽略了很重要的行为证据。接下来,就重点说一说案件五,因为在整个系列案件中,这一案件对侧写凶手的犯罪心理和背景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虽然先前我提到过很多次,但现在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一方面,从案情上看,凶手必须充分掌握供电局内部以及受害人家属的作息时间,才能够把握好作案时机;另一方面,在先前的犯罪地理侧写分析会上,已经向各位阐明供电局这一区域在整个作案方位中的重要地位。两方面综合起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凶手就居住在供电局周边。
“再者:在案件五中,除了首次出现奸尸行为外,凶手其实还有两个特别的动作,那就是他在整个系列案件中唯一一次变换了杀人手法,以及对尸体做了隐藏。
“就这个话题,我们先从杀人手法上来分析一下凶手的外在和个性特征:本案中,凶手大多采用闪电式刺割受害人颈部的杀人手法,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作案的第一时间,让受害人丧失抵抗和求救能力。这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可能是源于身材矮小或者患有残障,比如连环杀人奸尸狂徒董文语;或者是言辞木讷,缺乏诱骗能力,比如制造青少年连环失踪案的张永明;又或者是因为挫败经历的积累,比如小径杀手杨树明。总之,我认为本案凶手三者皆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案件五中,当凶手面对年幼无知便于掌控和欺骗的小女孩时,会改变杀人手法。
“至于在作案后将小女孩藏到衣柜中的举动,很明显是内疚甚至羞愧心理所促成的,但为什么此种情绪只出现在案件五中呢?答案和上面提到的出现奸尸的原因一样,是因为受害人的年龄因素。可是,因为受害人是小女孩,凶手便产生了奸尸的欲望,也因此产生了愧疚心理,这二者之间不矛盾吗?
“确实,从表面上看好似不合情理,不过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说说犯罪行为中的另一个矛盾点。各位都清楚,本案中凶手皆采取‘入室作案’的方式,这明显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可凶手为何如此执着呢?应该有两点原因:一是现实环境中,凶手其实是没有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的,无法对目标进行拘禁;另一点,在潜意识中,凶手很想与受害人建立某种亲密关系。矛盾之处就在于这后一点,既然凶手想亲近受害人,又为何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摧毁她们呢?
“总结以上矛盾点,再结合整个案情,便可以发现犯罪行为有这样的特征:凶手极度痛恨女性,却又幻想拥有女性;极度厌恶女性身体,却又忍不住奸淫女性尸体。只是他痛恨和厌恶的是女性叛逆复杂的成年时期,对思想简单、心灵纯净的幼女是有着相当的好感并会被激发性欲的。这是不是说凶手其实是有愤怒对象的呢?年轻女性和幼年的女童其实是这一对象的综合体,他作案的真正目的,便是幻想通过摧毁具有负面行为的前者,来换取乖巧单纯的后者。那么,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凶手的愤怒焦点就是他‘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好吧,至此,相信我又为各位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凶手作案是想找回他单纯时期的女儿,又怎么会做出奸淫这样的举动呢?还有为什么在后面的案子里,面对他厌恶的成年女性,他也会产生性欲呢?解答这两个疑问,我要承认一点,凶手那时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性压抑,但奸尸的重点不在于此,它其实映射的是一种在冲动之下企图强烈‘占有’的心理。也因此,平静下来后,凶手猛然发现自己对小女儿的替代品做了乱伦的举动,才会产生把小女孩塞进衣柜这种表现羞愧心理的行为。可是他突然发现,他掌握了一种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摧毁和占有的方式,于是在随后的案子中,奸尸便成为标记行为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甚至要比先前以利器毁尸的地位更加重要……”
一鼓作气长篇论述过后,韩印略做停顿,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也给其他人消化一下信息的机会。须臾之后,他继续道:
“综合以上以及先前的所有分析,下面我为各位总结一下,凶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本地人,身材瘦小,面容和蔼,个性自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修养,反映到生活中,会给人沉稳、低调、不善言辞、彬彬有礼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这虽然能让他迅速从杀人恶魔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极具暴力性的人格障碍仍会使他在现实中不时显露出反常的举动,比如喜好刀具和玩火,伤害小动物,以及可能被某件事情激怒之后突然大发脾气,等等。
“上面说了,凶手的愤怒对象是他的女儿,可以想象一定是因为女儿犯下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不可饶恕的过错,比如因情感问题忤逆父母的意愿跟人私奔了,或者犯罪入狱了,或者生活糜烂,又或者染上吸毒的毛病……而这个过错,致使他平静的生活发生严重的负面转折,从而刺激他不断地去摧毁那个时期的女儿,以寻求生活原有的平衡和控制感。那么首起作案,也就是1988年时,女儿的年龄应在进入青春叛逆期之后,相应地,凶手当时的年龄至少四十岁,至今应该六七十岁,同时也表明他有家庭,与家人同住,但可能是单身父亲,或者妻子身染重病,等等。
“凶手住在供电局周边,熟悉供电局内部环境和信息,因此我认为住在家属楼的供电局职工的家属应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同时我认为在作案初始阶段,凶手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应该隶属于冶矿公司系统,他工作成就不大,时间上可能是三班倒。
“关于工作问题,我还要深入地讲讲。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所讲的稳定工作,是处于凶手的初始作案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在1998年年底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998年对中国工人来说,是极为敏感和多波折的一年,尤其对于冶矿这座以有色冶炼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用震撼性来形容。就在这一年,全国范围内下岗工人开始大量涌现,而且以煤炭、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可以想象,当时已超过政策规定年龄的凶手,是无法逃脱下岗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