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明经,看学术水平;明法,看法律知识;治剧,看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