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