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忽然响起来。
我听到久违的声音。
斯成说:“小豫儿,中秋节快乐。”
我说:“也祝你节日快乐。”
国内是白日,他应该在上班,声音虽然温和,但还是带了疏离感,他说:“定中有没有陪你过节?”
我寻常的口气:“我们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呢。”
斯成说:“那就好。”
斯成说:“你姐姐回来了,你妈妈过来和她一起住,我去看过你你妈妈了,两个人看着精神都还好。”
我心底感激他:“谢谢你。”
斯成应:“不用客气。”
我在心里迟疑挣扎,终于问出口:“你身体好了吗?”
斯成怔了一下,才轻描淡写地答:“早没事了。”
我觉得心头的窒息感一阵一阵地涌上来,在失去掉稳定的情绪之前,我赶紧轻松地说:“那就好,朋友招呼,我先挂了。”
斯成声音依旧平静如常:“好的,再见。”
我坐在地板上,不知过了多久,抬手一抹,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水。
整整过了差不多半年,斯定中后来都有点发现我不对劲了,那年的春节,他问我要不要回家。
我摇摇头,我不敢回。
我怕回去面对长辈,我跟斯定中已经这样,还要硬装举案齐眉,我怕我演不下去。
他也没有坚持,斯定中最近买一艘新的游艇,天天在海湾一带消遣,他极其热爱大海和航海活动,没受伤之前还参加过旧金山大帆船系列赛,我担心过他的脊椎严厉警告过他不要推船下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我的劝,反正他在除了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非常的快活,在红白游艇都能玩一个夏天。
那一年的春节,我照例在外,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
春节过后,我为这个决定,几乎遗憾一生。
我二十四岁那年的暮春,接到家里的消息,外婆过世,我回国奔丧。
我离开了一两年间,家乡发展得日新月异,从省会城市到各个县市已经开通了便利的高铁线路,我从飞机落地,直接转动车,动车到大埔县城,再从县城搭汽车到茶阳镇,路程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茶阳在下雨,缠绵春雨一下就是半个月,石板路光滑湿润,天地之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如同我的心情。
灵堂设在镇里的家族祠堂,侧厅停柩,主厅挂了挽联和安放了花圈,布置得朴素庄重,家属和亲邻来吊唁。
三个子女和五孙儿,齐齐整整地送她最后一程。
葭妍哭得特别厉害,好几次都抽搐得要晕了过去,丧礼结束三朝后,妈妈陪她回城里去。
我在此地和妈妈道别,我打算留下来多住两天,陪陪外公和大舅。
外公也老了。
早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门槛边上,望着院子里的细雨蒙蒙,那是外婆每天坐着摘菜的位置,如今只剩他独自一人,银白的头发在风中。
我每天都跟着他,打扫厅堂,出门看诊,捣药包药,他如今腿脚不灵便,高高的药柜旁放着一架小梯子,我爬上去,帮他取下最高一层的一小袋升麻。
大表哥在城里买了房子,大舅妈过去帮忙带孩子,一直说要接他过去住,他一直不肯。
离开的那天,大舅送我去搭车。
在镇里的汽车站,简陋的候车室里,有农家打扮的妇女,背着箩筐凑在一块儿聊天,任由孩子在地上奔跑。
大舅将我安置在候车亭,他过去替我买了票,叮嘱我要记得看时间看车次,还是像小时候我每次放暑假返回城中一样,唯恐我搭错车误了行程,完全忘记了,我是飞越千里飘洋过海回来的,故乡。
他摸摸我的头,我说:“我下次再来看您和外公。”
他回去了。
我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看到大舅的车开走了,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我拖起行李箱,走到了车站的门前。
车站门前的一小块水泥地外,是一条因为车辆碾压过度而显得有些破败的马路,因为连日下雨,地面有些泥泞,门口停着一辆炭黑色的宝马5系越野车,在一堆脏兮兮乱糟糟的货车和客车中,显得格外的扎眼,车身明亮干净得不合时宜,车轮却沾满了泥土,我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瞪着那辆车子。
车里的人终于推开车门。
我说:“你跟着我干嘛?”
斯成站在我的面前,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黑色衬衣,像做错事情一样,没有出声。
我继而道:“昨晚在三和桥上,跟着我的,也是你?”
昨晚我从镇外办事回外公家,走过一个很长的巷子,深夜的小镇阒寂无人,只有屋檐角落下几盏昏黄的灯,隐约感觉长路的尽头,有个人跟着我。
当时一路平安回到了家,也没有多想,现在一看到他,莫名的瞬间,就想起来了。
斯成没有说话,点点头默认了。
我们面对面僵硬地站着,气氛又尴尬又怪异,渐渐旁边有乡邻投过注视的目光,斯成打开了后备箱,将我的箱子塞进去,然后打开了副驾驶的门:“上来。”
我手里捏着车票,脚下一动不动。
心底有一万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不要。
斯成不容我抵抗,他直接拿过我手里的票,走进去售票窗口,将票退了。
然后将那几张零散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口袋。
他牵住我的手:“走吧。”
车子向镇外的公路开去,路面渐渐平整起来,雨刷偶尔刷缓慢地动一下,糖霜一下的细雨粘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
我坐在他的身旁,身旁的男人,他开车的样子,手搭在方面盘上的样子,他的样子,清俊无匹的侧脸,微微蹙眉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
过了好久,斯成终于轻轻地说:“别哭了。”
我终于出声抽泣起来。
我从去纽约读书之后,其实已经很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