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肯吉尔营四十天

p;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xx，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

    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

    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

    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

    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校徽、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

    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

    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

    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进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连一小时都不应该存在的情况，现在却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难堪地长时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开始，现在整个六月快要过去了。起初，人们由于胜利、自由、会面和想出来的各种巧妙斗争方法而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后来又相信了谣传，说是矿山上也起义了，或许楚尔白奴拉、斯帕斯克，整个斯捷普营也会紧跟着起义的！说不定还有卡拉干达呢！整个古拉格群岛也许会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矿山的囚犯没有起义，他们仍旧倒剪着两手、低垂着头、每天去劳动十二小时并且感染矽肺，他们根本不关心肯吉尔，甚至也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支援肯吉尔这个孤岛。现在已经无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调来一些部队，他们搭起帐篷住在草原上。整个劳改营区外面又新加了一层铁丝网。原来指望老爷会来（当时指望乌林科夫来），他会判明是非，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希望的小点。原指望会来一位大善人，他去两手一拍，哎呀一声：唉！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要惩办杀人凶手！枪毙切切夫和别利亚耶夫！给其他的人降职降级！但是，这个“希望之点”过于微小，它的玫瑰色过于好看了。实际上将实到来的远不是什么慈悲、恩典。人们正在度过他们最后几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后就要由内务部的斯捷普营分部任意摆布了。什么时候都会有些人经受不住紧张状态。有些人内心已经被压垮，他们只是在为现实的镇压迟迟不来而苦恼。有些人已在暗自盘算：我任何事都没有牵连进去，如果今后小心从事。也许不会遭殃。也有个别的新婚夫妇（他们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的，否则面都马克兰姑娘是不会出嫁的呀。多亏古拉格的照顾，使得劳改营里现在有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举行仪式），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可能理解的。这些新婚夫妇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来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赐之福。

    宗教信徒们则不住地祈祷，他们把肯吉尔营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们一如既往是营区最平静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时间表轮流进行各种教派的宗教祈祷仪式。犹太教派的人们坚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参加修筑壁垒，不参加站岗放哨。他们长时间地静坐，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洗碗。）营里还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在人们的床头煞有介事地画十字，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恰巧这时来了一股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哈萨克斯坦夏天偶尔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颤抖的双手伸向空中。是啊，还能伸向什么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牵连进去，只有军队攻进之前这几天可以活了，但他们认为，那也得尽量坚持到底，该做的事还得做。因此，这些人还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来没有牵连进去，但却祈求末日早些来临的人。）

    但是，当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投降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又都回到那样一种社会温度中了，这种温度能使他们的个人意见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复存在、也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的嘲笑甚于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吧。

    “同志们！我们也有火力防御手段。敌人如果攻进来，他们的损失至少会有我们的一半！”仪表党党的库兹涅佐夫对大家这样说，仿佛他掌摸着许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对囚犯有利似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说：

    “即使我们死掉，我们的死也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同所有的人一样，那种总的温度对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当大家表决是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赞成坚持。

    这时，斯鲁钦科夫意味深长地威胁说。

    “可当心点儿！谁要是留在我们队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们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钟先处决他！”

    有一天，营外的广播宣布了一项“劳改营总管理局命令”；鉴于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肯吉尔分部的囚犯拒绝劳动，鉴于该分部怠工，鉴于鉴于鉴于唯命令解散肯吉尔分部并将其全体囚犯送往马加丹。（看来，古拉格当局还觉得我们这颗行星太小了。试问。那些没有闹事而早就被送去马加丹的人，他们是“鉴于u什么被送去的呢？）限令复工的最后日期是

    但是。这个“最后日期”也过去了。一切仍然照旧。

    一切仍然照旧。只是八千人的这种显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悬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离奇性和梦幻性却在按部就班的劳改营日常活动的背景上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里一日三餐照常开饭。按规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内衣按规定时间换；理发定按期理发；缝纫组和修鞋组照旧收活。这里甚至成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法庭。甚至还释放人！

    是的。营外时而广播一些人的名单，招呼他们出去予以释放；有时这是某个国家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政府已闹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时则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满的人说不定劳改召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叫出一些人去当“舌头”的——这样繁不必让看守用带钩的绳索套“舌头”了。暴动委员会也开会讨论营外广播的名单，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只好按名单全部放出去。

    为什么这个时期拖得这么长？统治者们在等待什么？等待营里断粮？但他们理应知道粮食还能维持很久。是在考虑镇上居民的反应？这是根本无须担心的。是在制定镇压计划？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错，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从古比雪夫附近调来一团“特种兵”即讨伐团。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兵种都能够胜任讨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讨论镇压方案？那么是在哪一级讨论呢？哪一天哪一级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有几次，总务科大院的外大门突然打开了。也许是要检查防御者的准备程度吧？值班纠查队员立即发出警报，各排马上奔向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向营区进攻。

    营区防御体系的全部侦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担任的，从屋顶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进行预测和判断情况的全部根据。

    六月中旬，镇上开来了许多拖拉机。拖拉机在营区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牵引什么，后来甚至夜里也不停止工作。这种夜间工作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开始在各个豁口的里面挖大坑以防万一（其实，这些都被“u-2型”飞机拍了照片或者画了图形）。

    拖拉机的这种不祥的吼叫声似乎使人们心中的暗影变得更浓了。

    突然，所有的怀疑论者全丢脸了i悲观锅里的人们丢脸了！凡是说过不会有宽恕、因而也无须请求什么的人们全丢脸了！“只有正统派可以庆祝胜利。六月二十二日统治者的广播宣布：接受囚犯们的全部要求！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已启程来肯吉尔；

    原先那个玫瑰色希望的小点点如今变成了玫瑰色的太阳，变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说，我们国内还是有正义的！上面会对我们作些让步，我们也要有所让步。其实，带着号码生活也没有关系，窗上的铁栅栏也并不碍事，我们反正不想跳窗户跑嘛。又是在欺骗我们吗？可是并没有要求我们在这之前复工劳动呀.

    就像用小棒一触切断了验电器的电荷，它那金属箔片便轻轻落下来一样，外部广播宣布的这条消息卸下了人们思想上最近一周来的沉重负担。

    甚至那讨厌的拖拉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闹了一阵之后也沉默下来了。

    暴动开始后的第四十个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宁静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团成员就会到达肯吉尔，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这是短暂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种总也睡不够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们在黎明前睡得特别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样。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

    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了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

    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

    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

    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

    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

    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打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

    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

    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

    伏特加河。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

    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

    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

    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了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

    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了望塔被囚犯奶的

    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

    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

    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

    场镇压。

    劳改营惊醒了十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

    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

    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

    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

    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

    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曾被轧死了）。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

    他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人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严

    库兹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挥部里被抓住。强迫他跪在那里。斯鲁钦科夫被绑住双手抛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们常用的办法）。

    在此之后，射击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喊话：“快从工棚里出来！

    不再开枪啦！”的确没有再开枪，只不过是用枪托打。

    每捉住一批俘虏，就从大墙豁口带出去，穿过外围的肯吉尔

    警卫部队包围困送进草原，搜身之后迫使他们趴伏在地上，两只

    手伸到头上来。然后，内务部的飞行员和看守们便在这群伸着手

    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认出他们早在空中和了望塔上就已

    经记住的人，把这些人揪出去。

    （人们都在忙于这些事，所以谁都没有时间去翻翻当天的真

    理报。而这一天的真理报上是有专题报道的——题为：祖

    国的一日，内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进一步扩大农业的

    机械化收割面积！我们祖国的这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历史学

    家们参考了这张报纸之后是不难综述的。）

    好奇的军官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总务科大院里的秘密了：用什

    么办法发的电？“秘密武器”是怎么回事？

    胜利的将军们从了望塔上走下来，去用早餐。我不认识他们

    中间的任何人，但我敢断言：在这个六月的早晨，他们的食欲是

    不会差的，而且一定还喝了酒。喝几杯酒，热闹一下，这并不会

    丝毫损害他们头脑中井然有序的正统思想。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

    什么，那从外面是封得很严的。

    据人们说，死伤人数是六百左右，而据我们几个月之后所看

    到的肯吉尔劳改营分部生产计划科的材料，则是七百多。受伤的

    人挤满了劳改营医院，不得不往城市医院里运送。（对自由居民宣

    讲的是：士兵们放的都是空枪空炮，那是囚犯们自己互相残杀的

    结果。）

    本想让那些活下来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为了避免把真相声张出去，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部队了。大约三百具尸体就埋在营区旁边，其余的理到草原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囚犯们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这些日子天气一直炎热），而营区内部则在进行彻底大搜查，全部东西都要拆开看看，抖抖。傍晚给草原上送来了面包和水。军官们已经编好了名单。他们按名单叫人，答应的就划上个记号，说明活着，发给一份口粮，并立即把他们按名单分开。

    暴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及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关进了劳改营监狱。监狱不再是参观场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来，有的送进秘密监狱，有的押往科雷马河沿岸。（像往常一样，这些名单是胡乱编制的，许多什么都没干的人也上了名单。）

    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