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几个人的命运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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