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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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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因为在大陆上的战争，英国的支出从1702年的每年五百万镑，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万镑。英国的国债在同时期中由一千三百万镑增加到三千六百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地在扩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胀，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李约瑟博士和我的“检查单”提到雇用经理和服务性质的事业，还提到立法防止欺诈、惩办假冒、惩办监守自盗(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险公司的形成、现代有限公司的组织、邮政的设立、付费公路(turnpike)的修筑、报纸刊物的出现。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纪以后，才逐渐完成。但是在光荣革命前后，都已初步创立。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在英国，1689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的资本主义。
英国之能进入资本主义，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个人口六百万，面积不到六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今日实为小国，但是在17世纪，还是欧洲大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去英国的军事力量，没有法国和西班牙坚强，航海探险也在西、葡各国之后，商业组织，也让意大利和荷兰占先。至此，它以最紧凑的组织作本钱，竟在效能上超过上述诸国，因之称雄于世界达几个世纪。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他的写作中，到底已经指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揆诸事实，他的叙述，和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最为接近。共产党宣言所勾画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历史里，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是三两句文字的勾画，不足以概括几个世纪变化的曲折。
1978年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李约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总算获得局部的满足。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涉入这问题的动机，是要解释何以现代的科技产生于西方，而不产生于中国。多年摸索之后，才知道这问题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应由两方社会的组织与运动间找寻线索。有了上面这一段经验，我们更深信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比较，以至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我的一篇论文，对中国官僚主义，有初步的解释，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载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英译载ming studies，16(spring，1983)。现收入本书。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未定的结论，纯粹系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及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以14世纪到17世纪(大致与中国明朝同时)的一段时间为限度。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现今政治的见解。李约瑟博士对当今政治的见解，已有他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和演讲阐明。此公有他无可仿效的独立作风，也用不着我代为画蛇添足。
并且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对外界的挑战，不是一错再错，而且其反应是和世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轻学者的质疑。这篇文字最后一段，即提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应由我个人负责，将我现下对这问题的看法提出，作这篇论文的结论。
我们在20世纪末年，提到资本主义，有几点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
然而特殊与否、困难与否，这种改革，成为世界趋势，已无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也不待马克思说明。亚当斯密著原富时就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及短视的事。就像对现代经济学作过实质贡献的凯因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和前述的罗宾生教授，也对现代资本主义会有过极苛刻的批评。在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想到孙文所说，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纠正错误，给改革过迟的国家一种自卫的手段。但是在以商业的组织使全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提倡资金流通，人才活用，技术因素共同使用，基本上仍与资本主义相同，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英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有时候资本主义的重点强，有时则社会主义的重点强，也用不着作体制上的更变。美国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国家，其政治措施，有时仍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中间的奥妙，则是资本主义在三百年前组成时，和欧洲当时的习惯信仰大相径庭，所以要在学理上造成一个绝对的地位，才能无懈可击。今日之世界则无此需要。况且那绝对的立场，技术上也不容易维持，即有如人类之性善或性恶、定命论的真实性格，属于宗教上的问题。又有如洛克的“劳力价值论”在17世纪形成。当日生产方式简单，要说某人能将自己劳力混合于自然的资源之内，即将这一部资源，当做他的私产，还讲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价值的广告事业，以无线电的电波在空间广播，则就要使前谓劳力价值论作硬性的解释，发生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针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作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连最基本的现代组织都未完成，就奢言实行共产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个人私利观，那才是颠倒历史。我们也看到对这后项运动作学理解说的著作，总不免包含着错用名词、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程序诸种办法，结果是与时代不合节，只能再度造成中国传统里“金字塔倒砌”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胀，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李约瑟博士和我的“检查单”提到雇用经理和服务性质的事业，还提到立法防止欺诈、惩办假冒、惩办监守自盗(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险公司的形成、现代有限公司的组织、邮政的设立、付费公路(turnpike)的修筑、报纸刊物的出现。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纪以后，才逐渐完成。但是在光荣革命前后，都已初步创立。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在英国，1689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的资本主义。
英国之能进入资本主义，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个人口六百万，面积不到六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今日实为小国，但是在17世纪，还是欧洲大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去英国的军事力量，没有法国和西班牙坚强，航海探险也在西、葡各国之后，商业组织，也让意大利和荷兰占先。至此，它以最紧凑的组织作本钱，竟在效能上超过上述诸国，因之称雄于世界达几个世纪。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他的写作中，到底已经指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揆诸事实，他的叙述，和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最为接近。共产党宣言所勾画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历史里，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是三两句文字的勾画，不足以概括几个世纪变化的曲折。
1978年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李约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总算获得局部的满足。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涉入这问题的动机，是要解释何以现代的科技产生于西方，而不产生于中国。多年摸索之后，才知道这问题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应由两方社会的组织与运动间找寻线索。有了上面这一段经验，我们更深信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比较，以至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我的一篇论文，对中国官僚主义，有初步的解释，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载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英译载ming studies，16(spring，1983)。现收入本书。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未定的结论，纯粹系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及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以14世纪到17世纪(大致与中国明朝同时)的一段时间为限度。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现今政治的见解。李约瑟博士对当今政治的见解，已有他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和演讲阐明。此公有他无可仿效的独立作风，也用不着我代为画蛇添足。
并且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对外界的挑战，不是一错再错，而且其反应是和世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轻学者的质疑。这篇文字最后一段，即提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应由我个人负责，将我现下对这问题的看法提出，作这篇论文的结论。
我们在20世纪末年，提到资本主义，有几点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
然而特殊与否、困难与否，这种改革，成为世界趋势，已无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也不待马克思说明。亚当斯密著原富时就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及短视的事。就像对现代经济学作过实质贡献的凯因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和前述的罗宾生教授，也对现代资本主义会有过极苛刻的批评。在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想到孙文所说，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纠正错误，给改革过迟的国家一种自卫的手段。但是在以商业的组织使全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提倡资金流通，人才活用，技术因素共同使用，基本上仍与资本主义相同，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英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有时候资本主义的重点强，有时则社会主义的重点强，也用不着作体制上的更变。美国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国家，其政治措施，有时仍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中间的奥妙，则是资本主义在三百年前组成时，和欧洲当时的习惯信仰大相径庭，所以要在学理上造成一个绝对的地位，才能无懈可击。今日之世界则无此需要。况且那绝对的立场，技术上也不容易维持，即有如人类之性善或性恶、定命论的真实性格，属于宗教上的问题。又有如洛克的“劳力价值论”在17世纪形成。当日生产方式简单，要说某人能将自己劳力混合于自然的资源之内，即将这一部资源，当做他的私产，还讲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价值的广告事业，以无线电的电波在空间广播，则就要使前谓劳力价值论作硬性的解释，发生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针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作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连最基本的现代组织都未完成，就奢言实行共产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个人私利观，那才是颠倒历史。我们也看到对这后项运动作学理解说的著作，总不免包含着错用名词、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程序诸种办法，结果是与时代不合节，只能再度造成中国传统里“金字塔倒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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