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诸王定分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昔魏武帝宠树陈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闭，有同狱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从而畏之也。此则武帝之宠陈思，适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而每年别加优赐，曾无纪极。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圣创业，岂惟处置见在子弟而已，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为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必本于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施号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传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出警入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为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爰及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岁久。岁久则分义情深，非意窥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过四考。”

    <b>译文</b>

    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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