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五章无边地狱

bsp;   贝利亚有个名言：“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不懂得核武器技术，但他倾听专家意见。他会提前准备两份名单，一个是要重重褒奖的，一个是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名都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器重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而且，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身后有个空前庞大无所不管的机器，那架红色绞肉机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而且，这架机器在1930年代开始显示其可怕威力后，它的掌管者居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那么长时间。

    斯大林也恐惧贝利亚，一如贝利亚恐惧斯大林。1941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全部领导人的电话，也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小圈子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口气。他要大干一场：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社会主义市场化看上去很多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将来要做的事。

    贝利亚失算了，他忘记了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志们正万分恐惧他的阴谋。

    第二号人物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

    12月24日，贝利亚经审讯后被枪决，罪名是：“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一家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流放。比起他前任的家人，实在是幸运多了。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体系掌握在法国手中，法国通过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比利时的军事同盟，对德国形成包围，对苏联进行防疫。一时间，法国在欧洲和国际联盟组织内一呼百应，好不威风。

    为了制止德国赖掉赔款与战债，法国初显神通，伙同其盟友比利时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工矿业重地鲁尔区。英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极力削弱法国的欧洲霸权，英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法郎和法国的有价证券，打垮了法郎，在经济上破坏法国的占领行动。德国政府则消极抵抗，以总罢工和超级通货膨胀政策来对付占领政策，马克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民的财富被洗劫（这一政策是希特勒的上台的众多因素之一）。法国的占领政策在经济上得不偿失，不得不按照英美的要求退出鲁尔地区。在随后的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中，法国被逐步被剥夺了对德事务的主导权。由于被迫保证从莱茵河左岸地区撤军，法国无力对德国采取独立和有效的军事行动，而且法国与德国的边界安全不得不依靠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这一切都在证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被动摇。1935年，萨尔地区经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这进一步提高了纳粹德国的威望，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士气。

    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安全维系在法国的军事同盟网络上。但这个网络是脆弱的，由于法国的绝对实力不足，这个安全网络根本经不起复兴后德国的撕扯，更经不起英美的刻意破坏。在英国的诱导和德国的威胁下，法国不得不放弃那些东欧的被保护国，最后只剩下波兰作为凡尔赛体系新生的民族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员。而这个时候波兰还在不知死活地与德国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以抵消对法国承担的军事义务。法国众叛亲离，不得不吞下一味追随英国外交的苦果。法国外交之所以变成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追随外交，其根源也在于法国自身。外交行动一贯会比外交言辞发出更大、更强有力的声音，在希特勒德国进行外交冒险如进入莱茵兰、进入奥地利的时候，法国如果敢于对德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英国不可能坐视法国被消灭，欧洲均势的天平再次倒向德国，不可能不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由于鲁尔失败的前车之鉴，法国外交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没有英国的全力配合便不肯采取任何行动，这反过来更加深了英国的疑虑——法国面临的危机是否就是那么危险，值得英国全力支持？其结果显而易见的就是英国更加不重视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感受了。

    法国和苏联是二战前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是遏制德国的最佳结盟伙伴，但是法国对于与苏联的战略结盟犹豫不决，最终错失遏制希特勒德国的良机。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法国对和苏联的全面结盟充满了恐惧，唯恐因此被英国抛弃。这种外交心态标志着法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界强国——没有外交结盟的自由和外交行动的完全自主权，尤其是那种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追求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勇气就不能称之为世界强国。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远不如君主制时代的法国。当时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先后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信仰新教的瑞典联合起来打击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从未见过红衣主教黎塞留大人有何宗教负罪感。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法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三十年代蔓延的经济危机，法国社会深刻地分裂了。工人阶级向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资产阶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倾向于进行法西斯统治。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法提供一个统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由于英国在欧洲对法国的暧昧态度和在非洲、地中海地区与法国的利益冲突，外交界和军界几百年来传统的反英情节再度上升，亲德派则蠢蠢欲动。而且军界被自身承担的对东欧盟国的保护性义务吓呆了，打算屈从于希特勒帝国，在维系法兰西殖民帝国完整性的前提下（后来希特勒果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在德意志民族领导下的“新神圣罗马帝国”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