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以己之见提一新说(反正上千年来各地都在争,凑个热闹又何妨。有时候真理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呢)。忠县东二十公里(与石宝镇相距十余公里)有一河,现名汝溪河,古名涂溪,亦为产盐之地。溪中有巨石,形如乳(可能因乳字不雅,故写作汝,方被后人将涂溪改为了汝溪之名)。汝溪本名涂溪,可见于多种史料,例如白居易的诗可为证。公元819年重阳节白公曾跑到这里来写了一首九日题涂溪的诗:“蕃草席铺枫叶岸,竹枝歌送菊花杯。明年尚作南宾守,或可重阳更一来。”(丰都欲占其为该县的人文遗产,称写的是该县的涂溪,其实是不可能的。白公在忠州只过了一个重阳节,当日又存诗两首,另一首为九日登巴台,说明重阳节那天白公上午在涂溪游玩,下午在巴台喝酒。若是丰都涂溪,当时的交通工具一日往返百多公里,还要有时间赏景游玩是根本不可能的。)汝溪流经之山现名猫耳山,50年代地图上所标注之名为“苗儿山”苗者,子嗣之意也。据史学家分析,禹实为涂山氏入赘之婿,按当时风俗生子归母族(毛脚女婿的娃儿从母姓)。禹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要依靠涂山氏的威望和势力而娶女娇为妻的。所以禹在治水成功,其声望在民众中如日中天之后,不但先借老丈人家的势力发动政变,篡夺了舜的帝位(同时报了杀父大仇);其后为了不致于“儿子归母族,天下无以为继”又在爱情和天下之间,选择后者灭了涂氏(自古风流恩爱皆抵不上“家天下”的巨大诱惑,政治家的野心不知牺牲了多少妾家的痴情)。灭妻一族之后,禹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掩盖自己凶残的一面,遂杜撰了一个儿子“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故事,使其生来无母。启的性情残忍,可能与其缺少母爱有很大关系吧(这样的情况现代心理学常作案例分析)。涂氏一族既灭,财产自然被禹占有。其地域内拥有干、涂两大盐场的涂山当然再不能称之为涂山了,给儿子吧,遂改名“苗儿山”
其实,仅依上述之言便证明“涂山”在忠州尚不足为信。但是,如果我们来分析如下史料,再为“忠州涂山说”评判,应该不会全盘否定。首先忠州禹庙不是为纪念大禹而建,而是纪念女娇的夏后祠,这在全国的禹迹中是少有的;其二散文写得不错的熊文稷(清乾隆忠州举人),在禹庙一诗中写道:“古庙临江起,巍然夏后祠;双圭平小土,八载奠华夷。”这里所说的“双圭”为何物?圭是我国夏、周时根据日影长短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器物,由圭测定出的“太阳历”是三皇五帝之后的重要科研成果。“双圭平小土”说明当时忠州禹庙里平放着这两个特征之物。特征之物在考古断代上是重要的依据。从其它禹迹中查考,这个器物为全国各地禹庙中所仅有。由此可见,忠州禹庙是我国已知的历史最为久远的禹庙,应在夏商时已建。其实光是熊某人一人所见,尚有疑其杜撰之虑。但看到圭这个器物的,不只熊文稷一人。清四川学使吴省清等人在禹庙一诗亦有记载。可见此事一人所见不足信,多人为证应无疑。其三,见地图等资料,忠州禹庙临“神溪”溪口之湾名“龙居湾”这也与史料上“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的记载是吻合的。
禹生于石纽,娶妻于涂山,治水于何处?反向思之,什么地方值得禹劳师动众,大兴土木,与洪水抗争?巴渝之地,山高水低,对于身轻如猿的古人来说,洪水来了往上爬不成?想来与洪水抗争之地必关系到国计民生。盐是古代十分重要和昂贵的生活必须品,为采盐而争,应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忠州干井盐场作为当时最大的盐场,同时具有与洪水抗争中“先雍后泄”的全部特征(另文详解),不治此地,另寻何处?
此叙至此,敢问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