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笑转篷二

单纯的心不能理解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何茹就象母亲一样轻轻揽她的肩，抚摩她的长头发，等她不哭了，再细细开导她、教育她。如果说人生这一课是淑珍给她讲的美学，那么世界这一课就是何茹给她讲的社会学。

    关于小静，何茹确实也操了不少心。小静单纯的像长不大的孩子，有时何茹会发狠地和我说：“这个淑珍，一世聪明，怎么单教小静这些傻脑筋，她以后靠这样善良幼稚的心肠，怎么生活！”的确，何茹有些夸大其辞，但小静确也太单纯了。

    我和何茹膝下没有一儿半女，小静自然被我们当女儿一样地看待，尤其是何茹，她是在北大荒看着小静长大的。曾经有老乡撺掇小静认何茹当“干妈”何茹听了却不以为然，拿她的话说：“什么干不干亲不亲的，感情在那呢，不认也爱她疼她，感情不在那，认了也白认。”干妈虽然没认成，可何茹和小静果真有感情。我是在小静十几岁了才见她的，但她和我也和亲，开口闭口地叫“之桓叔”还时不时跑几十里路到田家和我住上几天，帮我料理一下日常。

    小静生的很好看，淑珍有大方文雅的淑女气质，梓印有博学不羁的学人修养，小静取其精华，都继承了下来。她眼睛长的很美，清澈的双眸让人难以不喜欢她，五官端正，加上从小由淑珍培养出的纤尘不染的气质和她平时即低调又不流俗的穿着打扮，可以说她是个很出众的女孩子。小静学文科出身，博览群书、文采精华、心性高洁。她对生活的态度是美丽的、完满的。可以说，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她用她心中充溢着的爱与关怀来设想整个世界，用罗曼的诗句来编织自己的生活。淑珍是个浪漫的人，但她能够随遇而安，她的浪漫是在大起大伏的跌宕生活中锻造出来的，是阔大的心胸赋与的，她拥有的是经历过的人才有的那分释怀的浪漫。何茹也曾经是浪漫的，并且她的生活中一直不乏诗意，可她是一个能透过纯粹的浪漫看到纯粹的现实的人，不是每个浪漫主义者都可以作到这一步的，浪漫是一重迷人茜纱没，会蒙住人的眼睛。小静即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锻造，也没有一双能透过茜纱的眼睛。我和何茹不得不对她有所牵念，有所教导。

    我当时在文化局，工作很幽清，也很惬意。我虽不敢妄称学人，但实在是有点知识的，而且又好静、好读，在这个不太大的领导岗位上，我可以轻松工作、愉快生活。而且，由于我的二十年的经历，再由于我的出身，我曾经的工作业绩，在局里我的待遇是一日好似一日。我那时工作上很清仪的，比起几十年前，我没有了那一分拼劲，可我的事业也能让我大略满意。

    八十年代中期，我潜心学术，在省内一分学报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关于国学与文学方面的，有一点小小的反响。于是川大和另外两所师范类大学都聘请我回校去作一位客座教授。我欣然接受了这分邀约。

    我回川大作客作教授讲座的唯一要求就是，我的讲座要在那一间教师进行。几十年过去了，可我怎么能忘记生命中第一次站在门外听课时的情景？！斗转星移，当时的我又怎么能想象的到自己而今能站在讲坛上侃侃而谈？！

    然而，校方却抱歉地告诉我，那个教室已经不存在了，那片地方现在被新盖的教学楼占用了。校方安排我在那座教学楼的大会议室讲座。

    坐在前台，我的左右两边是几位知名教授、学者，我向他们点头致意，他们回我以学校里走廊上常见的那种温文而雅的微笑，等待我开始我的讲座。

    我那天穿一件灰蓝色的上衣，戴着金丝边的老花镜，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但还不太嫌老。我座在讲台上突然就想起我常旁听的一节国学课里教授的样子。我从容地开始了我的讲座。现场的气氛很热烈，不时会有掌声传来。但是自始至终，我都觉得在门口有一个青年孱弱而羞怯的身影，虽则我明白那只是幻觉。

    也许我可以冷静而声色不动地叙述我一生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然而我却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来讲述当时我坐在前台的情境；感动可以由时间的流逝而变淡，也可以由时间的积聚而加深；我当时心灵上所引起的感慨就是深厚的、莫可名状的，那不是一时一势，而是一生一世！

    在那以后的每一次讲座中，每次坐在讲台上时，我的内心都会引起一片波澜。可以说，在我这样经历过生活的波折的人来说，能在心里引起这样大波澜的事情，不是很多的。

    我爱那些坐在台下的学生们，象爱自己一样爱他们，虽然对大多数同学我们只有一节课两小时的缘分，但还是爱他们的。走在校园里，我看他们的眼神会不由自主地变的温和而慈祥。我没有孩子，除了小静，他们都象是我的孩子一样。同时，我又暗自羡慕他们，在青春韶华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有这样安静和谐的生活。这些学生没有了学生运动，却经常举行文体活动，他们年轻，年轻人总是后活力，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去，总是会挥霍他们并不很长久的资本。我不会兀自埋怨命运，但我却深深地遗憾，为我自己，也为他们——他们年轻的生命还不能真正意义上意识到他们拥有多么巨大的幸福。

    但无论如何，能和他们坐在一片屋檐下，给他们讲授我的知识，是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我爱这个学校，爱这些学生，爱我曾经坎坷的生活。人，只要能宽大平和地去面对生活，面对他人，那么会幸福愉快的多。我的年岁让我渐渐拥有了这样的一分心地。

    那几年是我生活中平静而舒心的一段时光：有一位善良而精明的体贴我的老伴，事业上顺心顺意，学术上可以说是兴致所至小有成绩，又有一个像女儿一样乖巧客人的小静在闲暇时光陪伴我们老两口，家庭生活美满协和，我还能对生活再奢求什么呢？人啊，要学会知足。

    我经常去外地公出，有时是局里的事物，有时是个人的事务。本应退休的我，却被局里挽留住了。

    有一段时间小静经常带一个男性朋友回家。这位男士是她单位的技术员，学机械出身，身材魁梧，眼睛炯炯有神，声音圆润悦耳，身着朴素而文雅，跟着小静叫我“之桓叔”叫何茹“何阿姨”后来小静偷告诉何茹，这位名叫郑为民的同志在追求她，她也对郑为民很有好感。

    何茹是个热心肠，又加上这是小静她终身大事，马上展开关系网，从领导到基层调查了个滴水不漏；我呢，在每次小郑来作客时也留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认为他的修养、谈吐都是一流的，对他颇有好感。何茹调查的结果是：这孩子是工人家庭出身，父母都去世了，有个大姐成家了在武汉，他人聪敏好学，虽没有什么口碑，但也没有差错，人缘不错，就是女性朋友多了点，但这也可以理解，二十几岁的英俊男同志总会让单位的年轻女同志产生一分好感。碰巧我的一位朋友，某大学的教授曾在夜校教过小郑，他的评价是“刻苦研究，前程远大”有了我和何茹的认可，小静才与小郑确立了恋爱关系。

    远在北京的梓印和淑珍通过小静了解了郑为民，对他也比较满意。

    他俩个人恋爱不到半年，为民向小静正式提出结婚的打算，并和她讲了他下一步希望出国深造的计划——他们单位正有一批技术员将派去美国深造，郑为民的名字在上下浮动，他的意思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小静回来把他的求婚向我和何茹讲了，但没有提他今后出国的打算。小静想等事情定准了再告诉亲友。我和何茹安静地听小静用她包含幸福的声音征求我俩对她婚姻的意见。这样的幸福，能阻止吗？何况我们认为他俩应该是相配的一对。可理智的何茹还是提醒小静：她听说郑为民一年前曾和他科室的技术员王配红谈过恋爱，两人一度感情很好，不知为何分手。小静听了没说话，显然她不了解郑为民的恋爱史。

    过了一周，小静高兴采烈地回来了，说她在大学里的同寝好友宋丹是技术科王配红的好朋友，她通过宋丹了解到，郑为民和王配红谈恋爱时间不长，二人感情不合，分手后已没什么来往。宋丹还告诉她为民是个优秀的人才，叫小静不要错过好人选，放弃一生的幸福。这为宋丹到家里来作过客，很热心地极力撮合小静和为民。宋丹小眼睛，小嘴巴，个子不高，典型当然南方女子相。何茹不太喜欢她，说她“说话很老道”

    无论如何，小静和为民正式地准备起了婚事。淑珍也提前来上海，住在我家里。

    那段时间我和何茹生活中最大的事就是小静的婚事，哎，谁能想到，今后小静的生活也够我们老两口担心、操心的呢！

    郑为民办事很干练，不到一月，在单位已经把宿舍申请下来了。两个人在亲朋的帮助下，十来天就把“新家”布置好了。

    婚礼是在阴历八月十五举行的，又是中秋节，双喜双贺。婚礼上来了好多朋友，连王配红也来了，真诚的小静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顾虑。后来她们一度成为好朋友。

    淑珍和梓印很满意这分婚姻，除过淑珍对为民为人印象一般，梓印和她对为民其他方面都很满意。其实淑珍介意为民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可到了80年代，谈第二次恋爱就结婚也该是少见的了。淑珍不好再要求什么。

    他们夫妇在我这里又住了两周才回北京去。是我和何茹把他们送走的。我和淑珍曾耳鬓厮摩地长大，我们和他们夫妇在北大荒有深厚的友谊，临走真是难舍难分，连素来克制感情的何茹在车站也落泪了。我们哪里想的到，这就是和梓印的诀别！

    婚后小静也常来看望我和何茹，看的出她生活的很幸福。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象小静这样生活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她纯净的心灵了解不到更多阴险和灰暗的东西，也许心里装的幸福和美好会更多一点。人生一世都是几十年，何不让自己拥有一分单纯的快乐呢？！

    两个月后，小静告诉我们单位已经批下了郑为民出国深造和联系业务的名额。小静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们，还说要请我们去新雅饭店吃饭庆祝，坐了没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走了，去给为民置办出国的行头。看的出，小静为为民骄傲的快乐远远大于即将分离给她的痛苦。她的热烈而单纯的爱是这样体现的。

    何茹在小静来时一直保持沉默，事后她曾对我说她很怀疑郑为民这样新婚长别的动机。然而，面对事业蒸蒸日上的为民，面对满心的憧憬与幸福的小静，我们老夫妇不便多言。毕竟小静不是我们亲生的女儿啊！

    年底，小静怀孕了，同时，为民也决定了行期。何茹曾侧面和为民商议是否等孩子出生再走，用这样的理由向单位申请延期是会批准的，为民将划入下一批出国的人员，可为民“怕以后没这样的机会”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坚持按期出国。何茹和我对郑为民的作法不太认可。小静是不在乎她自己的，她一心想为民出过深造。

    就这样，84年年底，小静送走了为民。

    第二年仲春，我有机会去黄山开会。我想，我和何茹结婚这么多年，也没一起出去旅游，当时无论生活上、工作上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太牵挂的，于是让她向教委请了长假，我携老妻取道黄山，一周的会结束后，我们南下，去了云南，在昆明、大理彻底放松了月余。

    这次旅行让我和何茹两人都感到很愉快。我们年纪都大了，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她也五十三岁了，都略带上了老态，然而我们的旅行也是缓慢的、松弛的，我们有相濡以沫的协调，有年深历久的了解。云南的风景美自不必多言，昆明气候又十分好，我和何茹原计划只小住半月就返家，但都忍不住想再多住几天。生命中能有几次这样轻松闲适的游玩呢？！

    但是，一封加急电报让我们顿时失去了所有兴致和心情。电报是小静发来的，说梓印中风，危在旦夕。我和何茹看后大惊失色。连忙去买来最快的机票。在接到电报的第三天，就到了梓印的身边。

    然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梓印走了。

    人生啊，很脆弱、很难讲。我和何茹内心充溢着巨大的悲痛“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一时间，从认识梓印的那个美丽的月夜，到他和淑珍结婚的新旧合壁的婚仪，到北大荒简陋的土屋，岁月中沉淀下的记忆，潮水般涌向我眼前。梓印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很坚韧， 没想到再坚韧的人，生命也是脆弱的，他终究是要走的，只是走的这样快，让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这些认识他多年的朋友接受不了。他的死对淑珍、我、何茹，对小静、对他的儿子大伟都是痛苦的打击。

    生活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承受什么。

    在北京料理完了梓印的后事，何茹陪小静先回了上海。小静有身孕在身，淑珍也担心她的身体。我和大伟夫妇暂留在北京陪伴淑珍。

    淑珍一下子老了很多。的确，她早已不是那个独自离家去省城读女子师范再上川大的女孩子了，也不是那个穿粉裙衫的新嫁娘了，也不是那个在北大荒土屋中能干的主妇了。现在她只是一个老迈的、衰弱的、可怜的老妇人，她的心又要接着忍受老年丧夫的悲痛。我担心她的身体健康。她那颗经历过沧桑和风雨的心，还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

    大伟夫妇双双调到北京工作了。这是梓印单位领导照顾淑珍，让大伟在淑珍身边有个照应。淑珍早退休了，梓印在去世前还被反聘工作着，这让单位领导很感动，大伟夫妇落实工作的事也办的很顺利。在他们回吉林料理家务事宜时，我便继续住在北京陪伴淑珍。

    经常在长长的午后，我们俩相对坐在阳台上，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洒落下来，5月的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两个老人细声慢语地用家乡话长谈，多数是回忆过去的生活，回忆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岁月，一遍有一遍讲年轻时的经历，把时间一路清缓的数过来

    当大伟夫妇办好一切手续，调到北京工作后，我才辞别了淑珍，回到上海，临走我都很不放心，淑珍很没精神，身体很不好。可我宽慰自己：淑珍会挺过来的。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回到家中，发现小静被何茹接回家里长住。小静异常悲伤，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碗，然后休息，话都说不了几句。

    何茹告诉我，小静的同寝好友宋丹打来电话，告诉小静郑为民希望和她离婚！小静和郑为民也通了国际电话，郑为民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在美国发展起来了，虽然是单位公派出国，可他很有希望留在美国一家公司，他不想回过了，想尽快和小静办好离婚手续。

    我回家的时候，小静就是刚知道这一串事实，还没醒过来去正视现实。她不能理解的事情很多，但她不哭了，也不再问“他怎么能这样”一种深重的痛苦伴着一种深重的痛苦向她袭来，她喘不过气来。

    但我和何茹是理智的，我们要来面对。这件事不能告诉淑珍，她承受不起。那么，只有我们来帮助小静。

    何茹精明强干的能力并没有因年纪增长而丧失。她一个电话，把宋丹调出来单独会面，我则通过各方面关系，试图让小静所在单位发出调令，调郑为民马上回国！

    开始一切都头绪纷乱，当何茹与宋丹第三次直接会面后，何茹才了解到事情的始末。我也得知，没有再给郑为民下调令的必要，他已经辞职，并在美国另一家公司任职了。

    在何茹强大的攻势和凌牙利齿面前，宋丹把实情交代了。郑为民和王配红一直没有断绝恋爱关系，但二人都想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按硬杠，二人都符合条件，只是郑为民父母双亡，在国内没有家室，签证是大约要遭拒签的，除非郑为民能在国内有一个体面的家庭做他出国的第一块敲门砖。当然，王配红不存在这个问题，她父母健在。他们俩是不能在国内结婚的，否则不要说领事馆会拒签，就是单位也不会放一对夫妇同去的。经过二人的筛选，优秀而单纯的小静成了他们的目标。这件事情本来可以不让宋丹插手——这种事知情者越少越好——但当小静在婚前提及了郑为民与王配红的恋爱问题，王配红为了保险起见，收买了她的远房表妹宋丹，宋丹又是小静的大学同学，她的话有力、可信。作为报答，王配红将利用关系帮助宋丹上调副科级，宋丹在王配红出国前也确实顺理成章地由于工作出色，升到了人事科副科长的位置。小静婚后，宋丹和王配红都人面兽心地和她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单纯的小静不单深挚地爱着郑为民，也诚挚地爱着宋丹和王配红。

    而今，小静深爱的郑为民和她当朋友待的王配红已双双在国外定居，宋丹也被信弃义、助纣为虐。

    何茹知情后曾十分感慨郑和王的心机。她恨他们，何茹是个爱恨分明的人。我也恨，但更为小静难过。小静恨不起来，她只是痛苦，她还没学会恨。

    我俩曲尽精神，尽量委婉地把这个不啻晴天霹雳的消息告诉小静。何茹为她请了一周假在家陪伴她，何茹很担心她的身体。

    小静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终于哭开了， 哭了几天几夜，哭到眼泪也流不出来才停下。赤裸裸的现实给她补了一课。她终于从惨烈的爱恨中摘去了蒙住她眼睛的单纯与浪漫的茜纱，不再用唯美的眼光去生活了。我和何茹不放心她，她今后是否会用受伤后畸形变态的眼光去看社会呢？毕竟她还年轻，今后要走的路还长的很。

    那段时间，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开导小静。

    祸不单行，九月，凉秋，天气刚有些消了躁热，北京的大伟打来电话，告诉我淑珍身体状况十分恶劣。我和何茹商量了一下，我先去北京看望淑珍，由她缓缓告诉小静这件事：小静在一连串打击面前有些蒙蒙懂懂的。她刚同意签离婚协议书，但由于她有身孕，暂时不能办理手续。这也是我和何茹废尽心力做工作的结果，可怜的孩子还对郑为民抱有幻想，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打碎她的幻想，这对她是残酷的，对我们这两个爱她的老人也是痛苦的。

    到北京后，我才发现，淑珍的病是心病。她比我离开是显老许多，身体的各项机能已退化了。她确是为梓印的去世而过分悲痛有引起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我曾试图开导她，也曾疑惑：为何在生活的百尺狂澜面前，淑珍能坚强的生活，而今却不能一如既往面对苦难？看着淑珍的面孔，我终于明白梓印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梓印去世，她就仿佛半个身子僵死了，半条命没了。多年的爱、共同生活已经使他们两个人亲密的不分你我了，梓印离开了她，她生活不下去。

    淑珍憔悴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体瘦弱。她的眼睛里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看到我时她勉强的一笑让我心酸。

    淑珍终于平静地走了，她的病床前是我和何茹夫妇，她的一儿一女、儿媳、外孙女和她教过的学生、她的朋友、同事。淑珍一生优雅地面对了生活带来的无数次苦难，也教会了他人如何面对苦难。“死者长已矣”

    我们把淑珍和梓印合葬在一起，骨灰送回了崇州老家，在这片山水中，希望他们二人能永远安息。

    小静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病倒了。回上海后早产下一个男婴，幸而亩子平安，我和何茹才放下了心。

    她醒后看见何茹，第一句话就是一声“妈！”泪下如雨。何茹扑上前去，把衰弱的小静紧紧搂在怀里。在这个世界上，小静深爱的人一个一个离她远去了，现在她只剩下远在北京的大哥和我们老两口了。

    从那之后，她就叫何茹“妈”叫我“爸爸”了。小静的儿子是我起的名，叫作凯凯。凯凯恨心的父亲郑为民明知小静有身孕在身，孩子都不要了，但小静却异常地疼爱这个孩子。她身心受的伤慢慢平复了，她对人生对世界也慢慢能认可了。她的一切感情渐渐化成一股深厚的母爱，倾注在凯凯身上，小静成熟起来了。作了母亲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承担上一分义务，也会曾强承受的能力，毕竟小静要把所有的爱赋予这个小小的生命啊！她依然恨不起来，不过她早已看清了生活的正反两面，她用爱为凯凯撑起一片天时，同时也准备好了承受生活的磨难。

    何茹和我商量了一下，把小静接回家住了，从此我们四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因有了凯凯活泛许多，小静也由沉静变的成熟起来，凯凯的成长渐渐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她有能坚强地面对生活、乐观地迎接生活了。

    在狂风暴雨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却异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老了。不单身体在衰老，心灵也在衰老。

    88年我六十岁的时候，局里终于准许我退休。从那时起，我除了偶尔去外地讲学，基本上没有了繁重的工作。因为家事而耽搁的学术研究终于再次被我提到案前。我知道，自己能坐在桌前的日子也没几年了，人过了七十，就是身体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另自己满意的成果了，心志老了呦！所以，我很想抓紧生命中最后这可用的十年，做点工作。

    用小静的话说：当时我们四口人如乘一叶莲舟，在碧波不惊的湖面飘然徐行。其实我未尝不高兴能听小静又讲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语，这证明她终于能够在现实面前抬起头了。

    如果说我回顾我的一生，唯一觉得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帮小静把好关，她婚姻的失败，我和何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茹也曾自责，但不久就忘却了，她认为这对孝敬未尝不是好事。之后她又利用各种关系，让厂里开除了宋丹，以“个人作风”问题，使宋丹臭名远扬。当然这件事瞒着小静。

    我在潜心研究的同时，也在为小静多方物色合适的丈夫，最终在92年说服小静，搓成了她与我一老友带的研究生董刚的结合。小静也读了研究生，他们夫妇俩现在在深圳工作，他们的婚姻很融洽。他们的孩子维维在我身边。我把这孩子带到崇州，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像我，人老了，总喜欢回忆年青的时候，把他带回来，总能让我回想起我十来岁时在这间老屋里的情景。

    你看，维维一点也不听话，不像我当年，即要干活，又要上家塾。维维这一代是娇贵的一代孩子。要什么有什么，前几天吃合川桃片吃好了，天天要吃，我小时候，那是过年才吃的零食，那还是在大户人家——这两天他又不稀罕了，又吃上什么“水晶之恋”了。

    哦，我扯远了，还是让我接着给你讲述我生命中的故事吧，还没有完结哩。

    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位我觉得对不起的人——我不是个大好人，也不是个优秀的人，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生活中奂沉奂浮，可我有我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我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让自己作的每一件事都问心无愧——我只有一位对她不起的人。虽然二十年的劳改之后，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恢复了正常，并且建立了家庭，精明事故的何茹和我生活的很美满，我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都吃过苦，都能体贴对方。但是，不要以为我会忘记她啊！我怎么会忘记呢？

    那样清澈的感情，那样另人心疼的初初相遇，我那美丽的姑娘呦，薰子，你在何方？！

    我已年过花甲，再也没有了年青时对事业的追求与拼搏的劲道，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我想我的要求已经达到，或戳基本实现了。人的一生说到底只有两个主题，一是事业，二是家庭。我的人生中，这两个主题我都没走好。如果说关于事业我最终也算实现了年青时夙愿的一部分；那么，家庭问题上我很失败。

    也许这样讲对何茹不起，我们的确很幸福，但是亲情，不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在我生命中只出现过一次，是薰子带来的，可又那么快消失了光芒，离我远去。

    三十年，她音信杳然。

    我曾向何茹讲起过我的爱情，她听后把一个女人能给予的所有同情与关怀都给予了。这也是我与何茹之所以没有爱情而能生活幸福的原因，她是亲人，亲人是不会嫉妒、不排他的，亲人也不会背叛！中华民族的亲情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人们中所与具有的，这种感情与生俱来宛如天成，拥有这样的感情，我深深感谢何茹！同样，我以深厚而永恒的亲情回报她。在我这个年纪，要说什么感情会维系的更长久，我想那是亲情不是爱情。爱情会如石头水心，波澜久久不散；而亲情是水滴，一滴滴能滴穿了石头。爱情是一瞬间的闪光，再用更长更长的岁月去回顾，在无数次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诠释一种永恒；而亲情本身就是无尽头的，没有波澜壮阔，可那是不断的涓涓细流，无法回顾，却知道可一路相伴。

    我和何茹，我们两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薰子，找了数十年也没有找到，可我们还在找，不抱希望，不抱幻想，只是找一下而已，似乎这是生命中必须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完成它。

    当然何茹也有一分好奇心，不过她并不担心，她心里也清楚我们患难相携的亲情，似乎找到薰子只是帮助我完成生命中的一个残缺，何茹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作，也认为这样做不会给她的生命带去巨大的影响。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这就是无限的信任与了解。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何茹已经都是老人了。我俩淡出了社交活动，同时也淡出了一个社会群体。和我们交往的通常都是年愈花甲的老人。我们又回复了两个人的生活，每天晨练、看报、谈天，有时去江边散步，黄浦江的水已经没有几十年前那样清了。我们会在长长的日子中寻找各种生活的花样。你知道，何茹是个不乏浪漫的人，她经常买鲜花回家，也养了几盆花，还喂了四条金鱼。她的厨艺让我胃口一直很好，红烧肉百叶结是她的拿手好菜。

    好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郊区玩个把星期。最常去的是杭州的龙井山，在龙井山上，有个村子叫满觉龙，我们常去小住。

    不过何茹更喜欢同里——现在的同里和十年前的同里可不一样，现在的同里从里到外都是游人如织，水乡最宝贵的清幽与宁静早已荡然无存，光剩下那么几座桥、几个园子、几条水道、还有几位叹着岁月的老人，这些老人也不喜欢同里的变化呦——真正的同里是梦里水乡的影子，是隐士的家园，是中华文化安静的书房。我和何茹经常去同里小住。串心弄尽头的竹楼里住着一位姓何的老太太，她是1899年生人。我们已经是老人了，但在何老太面前，我们似乎还年轻。何茹有一次在串心弄看见她，攀谈起来，两人还相互喜欢，何茹就叫这老太太外婆。一来二去，真像是孩子的外婆一样，逢年过节我们都去看看她老人家。何老太把她年深历久的关爱捧给我们，也把她身边沉静的生活氛围带给我们。这位老人一生住在串心弄，只在解放前去过一次上海，小弄堂的青石板路她不知走了几千几万遍，年近百岁依然每天在路上走着，去河水里洗衣服。老太太的生活日复一日，日子积累起来，重重叠叠细细密密像江南的丝雨。时间是静的，生命在这样的静谧中平静而安详，没有起头也没有变更，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上苍的恩赐？于这样的平静中，也许才能真正感悟出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点东西。这是拿什么换来的？是拿几十年换来的。老太太爱护我和何茹，没事的时候，就在同里那温润的空气里，把她年轻时的故事一个一个摆给我们听，讲作姑娘时绣的床帏，讲出嫁时的花轿，讲怎么养大了二儿一女，再讲老头子的死，讲她一个人生活的这几十年。那时陪伴她的就只有一个曾孙女，小女孩还六七岁，梳着童花头，大眼睛，会说会笑的。小姑娘爱吃糖，尤其爱吃大白兔糖，老太太不让，怕她吃坏了牙，这一老一小也就总为这事情吵上两句。我常给她买大白兔，我记得当初我在报馆时老张给他孙子也买过大白兔，他孙子现在也早该成家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大白兔和当年的是否一样。小姑娘大名叫佳仪，但老太太叫她佳佳。现在佳佳已经上中学了，在苏州她爸妈那里读书，老太太又接来一个曾小的曾孙。可不久又送回去了，同里已经成了旅游胜地，每年游人络绎不绝，自然，原来的水乡变了样子。老太太深居简出，倔强的很，不喜欢世道的这种变化。她说那几幢园子（同里的苏州园林）已经给折腾的不象个样子了。游人还能参观小姐的闺房，这老太太也不能接受，特别是退思园，老太太很心疼。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来同里游玩，那时是个阴天的下午，水汽萦回，氤氲不散，这姑娘虽是北方而来，却有一身的南方气质，含蓄清秀，走在青石板的烟水路中，很美很协和。她的长法披在肩上，背个小书包，打着伞，在串心弄一步一步小心的走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安静。她用手抚摩古老的墙壁，仿佛想在那上面看到岁月的刻痕。她看见老太太时眼睛一亮。何老太正端着木盆要去洗衣服，她轻声问可不可以留个影，老太太摇摇头，冲女孩笑了一下，走了。我想，这个女孩也许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位水乡里的老人吧，在她心中会永远印上这样一张相。可何老太却会把对这女孩的记忆湮没在如织的游人当中。水乡很小、很瘦、很单薄，经不起游人那么多的眼睛来窥探、经不起那么多的声音来搅扰。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个幽静的同里，我和何茹走在青石板路上，听见脚步踏着青石的脆响，水里有几条船，桨儿划破水面，传来水波的声音，老太太坐在竹椅里等我们，佳佳在一边偷吃糖，笑着。竹竿上晾着衣服，空气中湿湿的，仿佛永远也干不了，天上的云流着，何老太细声慢语地给我们讲陈年的旧事

    何老太有一位妹妹，年青时嫁到浙江，何老太很下去看望她一下，这位老人住在石门湾。石门湾？这个名字对我很遥远，也许你想到的是丰子凯、是徐志摩，可对我来说，那是薰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当然，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当我把这话和何茹说时，她笑了，用已经很低沉的声音缓慢地说：“那我们就带外婆去一趟石门湾，了了她的心，也了了你的心。薰子我们也许找不到了，去看一次我们都好过点。”我明白何茹的话，我们都老了，何老太也老了，生命弹指一挥间，谁能说的好明年什么样呢？！去看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告别吧。

    去石门湾的时候是秋天，十月分，但天气还不太凉。何老太那了件外衣。她腿脚还很利索，她带我们走，她虽没有到过石门湾，但却很熟悉地找到了她妹妹的住址，几十年姐妹通信，连妹妹家门前的梧桐树有几个枝桠老太太都心里有数。

    何老太的妹妹也年近百岁，身体也还好，儿孙满堂，她老伴也还健在，和小孙子及孙媳一家住在一起。

    何老太妹妹的孙媳是街道上的工作人员，我有一次和两位老人谈话，何茹讲起薰子，这位姓李的孙媳恰好听见，她擦干手从厨房走出来，好奇地又问了一遍。何茹快声快气地给她讲个大概。小李一拍手，嚷了起来：“怪道呢，我这街道上十来年前就收到过日本人寄来的信，这几年一直陆续有信寄来，我们见也没有署名收信人，就写街道收，拆开来看了，可不就是寻人的，寻亲人。可惜寻的是上海人，前两年也曾和上海日报联系了一下，人家记者说这么个寻法找也没处找，登了一个月的启事没有反响，这事也就搁了下来。我们又没法给日本回信。不过去年还寄来了一封呢，就在街道办，我这就去取，那可不是个叫薰子的女人写的，真有个巧事，今儿寻着了也说不定”小马脚不沾地的就走了，火也没关。

    我和何茹不言不语地等着。两位老人也不言传了。几十年风雨，我心里早已不会再有什么大起大伏的感情变化，可当时，我却被深深地震撼了，是什么样的个感动、来自何方的感动，我都不可形容。何茹坐过来到我身边，用手臂挽着我，我能感到她精神上同样的震撼。等待，一生中我经历过这么长的等待！仿佛时间都凝固了，这短短几十分钟，我一生中几十年的光景都在眼前一恍而过。我老了、很老了，可还要等下去，等下去。命运会带给我什么呢？我作不了决定，只能等在屋里。

    小马终于回来了，气喘吁吁，显然是跑去跑回的，她也四十几岁的人了，真该领情。

    她带回薄薄一叠信，每封都有中文和日文一式两份，大约都是同样的内容，寻找刘之桓，上海报馆记者，57年下放崇德岛劳动改造。但信上没有我上海报馆的地址，也没有我在崇德岛劳改的地址，薰子走的时候也许匆忙中没有记下，也许根本不知道。不过倒是有崇州我老家的地址。后来我又回崇州访查，也找到了几封她写来的信，只不过信寄到了地委，地委又转到了侨眷办。

    十几年的来信有两个住址，看样子薰子是换了住处。我当时便往最近来信的地址写了封回信，留下了在上海的寄信地址和我们家里的电话。第二天，我和何茹就返回上海了。

    薰子，我终究找到你了吗？！那几天，我像换了个人一样，沉浸在对昔日的追怀当中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回到了当时的报馆，回到了那个勤劳、善良而美丽的日本姑娘身边。青春的血脉似乎又重回到我老迈的身体中来。这时的回忆五味俱全，有所回忆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幸福的。何茹体贴地照料我的生活，看的出，她为我精神上的大起大落很操心。何茹用亲人的关怀扶持着我。

    十天后，我们终于收到了薰子的信，信是何茹取回的，那几天她坚持取信，她不希望我激动的神经再受刺激。但我看的出，她也很激动，薰子似乎也是她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她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友情，在心里早已接纳了薰子。

    在失散了36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姑娘。

    薰子在信中给我讲述了她的生活，她住在鹿儿岛，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很舒服。她让我回信告诉她我这么许多年的生活道路，她还随信寄了两张相片。一张大概是她刚回国时照的，站在阳光下，一个美丽而略带忧伤的姑娘，身后是盛开的樱花，她的眼睛没有看镜头，却偏向另一边，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理解她那深沉的目光；另一张该是她的近照，头发略花白，身体还很瘦，但很清矍，很有福气的微笑了，眼神里也有了一分释怀。她没给我写她几十年具体的生活，只是告诉我近况，字里行降，我感受到几十年前那颗心中的爱与关怀依然没变。薰子，我所爱的姑娘！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把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向她讲述。在写到何茹时，我觉得心内隐隐有一分难过，为她？为我？抑或为何茹？我分辨不清。可是，这种感情仿佛也是很遥远的早年才有的，我和何茹已相伴相携地走过了二十年了啊。信末的地方，何茹加了几句话，表示了她对薰子的友好的感情。这让我很高兴，何茹不愧是何茹。

    我和薰子有了通信的来往后，我很高兴，身体也好起来了。周末我和何茹也会给薰子去一个电话，她如同我们的老朋友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生命中再见薰子是在99年的时候，那是我和她分别了三十七年后呵。我头脑中关于她最后的印象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姑娘，一个劲地淌眼泪，在那样的岁月中给我带来维持生命的宝贵粮食。

    薰子看上去比先前胖了一些，神志也安详的多了。她比何茹更显年轻，是啊，何茹的遭遇要比她坎坷。可她的遭遇难道不坎坷？她少年时候在异国他乡寻找父亲十余年，青年、中年、老年时候，又在向中国寻找她的爱人三十余年。寻寻觅觅，我能说她找到了还是都丢失了？我和何茹去机场迎接她。她见到我时泪眼婆娑，颤颤巍巍地把手伸给我，看见了何茹，像触电一样又放下了双手。倒是何茹走过去拉着她，把她的手放在我臂上。我看着她说不出来话，何茹说：“到底见面了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薰子和何茹在我身边，我们三人这样相携回到了上海家中。

    何茹早就为薰子准备好了房间。那时我们已经搬了一次家，卧室很多，有一间是专门给朋友们来时住的，何茹就把那间整理好，给薰子当卧室。到家了何茹把薰子安顿好就下了厨房，她要做几个拿手好菜款待薰子：她也是六十几岁的人了啊，这样辛劳吃不消，可她执意要做，把我和薰子留在厅里话旧。

    我和薰子一谈就是三天呀，这几十年的经历，积累了多少话好说，讲也讲不完。何茹静静地听我们谈，为我们倒茶端水果的。

    薰子老了，但在我心中她还是那个脸上挂着浅浅淡淡的笑，为我操持的姑娘，那个在险恶世事中和我相伴的姑娘，那个在61年给我送粮食的姑娘。时间是一副最好的魔药，一转眼，我们都是龙钟老人了，可我还感觉我们的生活停驻在了三十年前，在那个小小的寓所中，在那些纷杂的人声里。几十年世路，我们的记忆又曾加了很多负荷，可是及到了相见，又仿佛空了几十年，时光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梦一场样的就都老了，那些旧事恍如昨日，细细地数过来，才发现已经过了那么久远的岁月。

    在谈起何茹时，我曾想对薰子讲述我们亲人的感情，也想告诉她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迸发的爱情是全身心给予她的，但是我始终没有说出：也许薰子早已明白，但无论如何，在岁月已经悄悄变化了三十七年之后，我再说什么话也没有任何意义。

    薰子对何茹也是友好的，带点痛心的友好，带点感激的友好。痛心因我，感激也因我。薰子一直很抱愧没能尽到照顾我的责任，她的这分心肠让我无颜以对，我何尝照顾了她？！有次薰子在和何茹聊天时说：“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周到。”何茹笑了说：“应该的，我也当你是老朋友啊！”我却在旁边听出薰子原本想说的话是：“谢谢你照顾之桓这么多年。”可她没办法说，毕竟何茹是我的老伴，她是客人啊。然而除了这一次感情的流露，我们三个人都是带着老年人身上都具有的宽和和平静的眼光去看逝去的生活的。在人生中，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选择，在回顾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能作到泰然、安然、释然。

    慢慢地相处，这次见面我们虽然都老了，却都有了一分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感情、也面对所有应该经历的和不应该经历的。在生活面前谁也不能说我愿意或我不愿意，而只有接受下来。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回顾的时候了。生活的巨浪曾把我们抛开来天各一方，最后又让我们相逢。

    从薰子断续的诉说中，我也大概得知了她几十年的生活。薰子偷偷回过后，马上找到了失散十余年的父亲，她的父亲端木先生已经在某医学院作了一名研究人员，早已脱离军队，父女相逢的时候，端木先生已再婚，儿子都有十来岁大了，还有一个小女儿。薰子就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着。薰子的后母是个美丽的中年妇女，待薰子很好，唯一让她难做的就是这位后母看继女年纪不小，急于给她完婚。端木先生也表示同意。这样，薰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寄给我的那张少女的照片便是62年春天拍的。薰子是柔顺的，她没有办法不接受父亲和后母的好心意的安排和操持，她也无法说出任何理由拒绝。我在中国生死未卜，而且薰子的父亲也绝不会再让女儿离开，更何况在那样的年月来中国！62年夏天，薰子就嫁给了一位当地知名商人。这位商人年纪比薰子长八岁，沉稳、正派、富有，看的出端木先生对女婿的精挑细选。薰子和我说：“我那失散十多年的父亲很爱我，竭力想给我一个幸福的生活。在他的观念中，最好的方法是把我嫁给一个体面的有钱人。”可端木先生一生都不会真正了解薰子在出嫁时的感受。63年，薰子的丈夫去外地经商，路染风寒，回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就连医术高明的端木医生也没能挽留住女婿的生命。命运又和薰子和端木先生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啊！“我父亲因为我的丧夫也生了病，他的心愿很难完成了。他一直以来就很内疚在中国和我们母女失散。当他得知我母亲早已去世时，他立下誓言要善待我，补偿我。可是，父女之间谈什么补偿呢？找到他，回到他身边，伺候他，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很感谢上苍了。”薰子的声音没有变，只是留下了几十年岁月的痕迹，沉重了也成熟了。听她缓缓地给我讲她的生活，如同给我打开她生命的日历，让我走进她的人生。“父亲在那之后的几年中还曾经希望我能改嫁，但我矢志不逾。我和我丈夫没有在一起生活很久，我们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情谊，只是普通的敬爱和谦让。”在何茹出去倒茶的时候，薰子说出了我一直想说而没出口的那句话：“我一生中的爱情只是56年在上海小寓所里迸发的，是属于你的。”然而，在我们这个年纪，这句话是平缓的讲出的，不是不带感情，而是在时间的淘洗下，感情已经很深沉了。“从63年我就住在父亲家，照顾他、陪伴他。我丈夫死后我得到了一大笔遗产。我并不用靠社会，在父亲死后这笔钱也使我能独自过上富足的生活。我的父亲是72年去世的，在父亲死后我就搬出来，当时家里有继母和大弟，他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我难以想象在那样漫长的岁月中，薰子是用什么样的毅力独自生活下来的，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写的那一封封寻找我的信，寄给石门湾，寄给崇州老家。她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如同她不知道我是否还活着，可她的执着、她的忠诚让我和何茹十分敬佩。直到92年，薰子的继母趋势后，她同父异母的弟弟担心她年纪太大自己生活不方便，才把她接回家中同住，这样一直生活至今。

    这就是薰子离开我之后几十年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薰子讲完了，就同何茹下厨房了，她也下在给我炒菜，让我尝一下她的手艺，她一如当年，尽量不把感情发之于外，而年纪的增长又更使她有了一分隐忍与平和。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她们缓慢的步子一步步走去。我想，其实谁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几十年，用几句话也就可以完全地讲明白了。也许我和何茹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多一些波折，但同样到老年，我们和薰子没什么不同，都已经习惯了命运那变换不定的车轮。在人生的长路上，我们见过太多的突转、漂泊，也经历过太多的漫长、无奈。而今，当我们曾澎湃的血液在老弱的身体中渐渐的平静，我们终究生活过来了。生活驾驭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让我们有欢娱也有悲哀；但我们也驾驭了不可捉摸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几十年个人的生命，而是几十年社会的生命，我们毕竟用肩膀挑着时间、挑着苦和乐走了七十多年！我们没有资格评判生活的意义，但我们有理由骄傲生命的过程，薰子是、何茹是、我更是。

    我带薰子去上海老街走了走，她去城隍庙时，想起以前的旧迹，我和她一起吃考夫和生煎馒头，她很喜欢。大光明还在，我们去看过了。但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寓所了，那条街两边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一点旧迹也没有。往事如烟飘散，现在的这条街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50年代，属于另一个世纪了，我们只是来找一找半个世纪前落下的生活。薰子想起季编辑、季姑母，可是这些人也永远不可寻了，生活早已换了主题，过去的日恩和事都要湮灭在时间之中

    薰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才回日本，之后就经常来往。她现在还在中国，何茹陪她爬青城山去了。如果我没记错，几天前在小镇，你也见到过她二位。

    现在，除了她们两人，我早年的朋友也风流云散了。克杰克儒两位大哥在90年代相继去世，他们走前儿孙满堂，我难以说他们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克非在美国，现住在德州，一直有联系，他身体很好，然而年纪太大，不能回国了。如果哪天我突然街道他的孩子们的来信，我不会奇怪的。人老了，也把很多事看开了，减少了许多痛苦，可没减少爱。

    所以我希望能回来住上一阵，哪怕每年有机会都回来，这样让我有种塌实的感觉。在世界上如风絮般我们漂泊了这么多年，飞了这么多年，有时飞的高，有时飞的低，我们有过不同的生活，有的生活永远流逝了，有的还残存——我在崇州郊外道观中找到了几个唱道情的道士，算起来该是小两辈的人了。我是回来寻觅的，寻觅我离开后的岁月；我也是来告别的，我已经很老了。

    薰子给我带回来本书，苦儿流浪记，是她把这本书保存下来，带到日本去，现在又带回来了。我把这本书又带回崇州，我想我该在这里再静静地读一下。你看，这本书也很古老了。

    三

    光线已经很暗了，不过老人还是没有点灯，他手边就有电灯的开关，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从里边端出一盏油灯，点上了。灯光明明灭灭，我看不清老人的眉眼，我的眼睛是不习惯这种光线的。对面墙上有一只小虫，它只爬过了不到一尺的距离。夕阳最后一线光亮在墙壁上慢慢移动，最终消逝了。老人站在油灯的光影中，又陷入了沉默。

    各家都燃起了炊烟，我闻到了朴素的香味。维维跳着走来，站在门口，好奇地向屋里张望，他显然对眼前的不同寻常感到吃惊，过了一会，才嫩嫩地唤一声“爷爷！”

    老人从沉思中惊醒，转过身来看见维维幼小而活泼的身子，他慈蔼地招手让小孙子走到跟前，拉着孙子的手，又坐回藤椅里。这是怎样的祖孙二人呦！

    我仿佛在这样一个寻常的下午，经历了不寻常的一生，长长的一生。

    老人起身去煮饭，晚上是米饭和一盘清素的青菜。我边吃边想，也许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傍晚，张家的两位老地主和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生活着的吧，现在他们早已化为尘土，而我却有幸坐在这里，并且知道了这许多陈年的掌故。

    第二天早上，老人来和我姨母告别，他要回上海了。我把他送到村口，他又恢复了以往的谦和和平静的神态。他走了一步，又回过头，向我一挥手，然后就带着小孙子维维走远了。雾气升起来，我只听见大路上一阵由近而远的车声。我一直站在田边，中午，雾散了，依然是绿油油的田地、苍黛的山，菊花还在土上开着，几竿方竹隐隐地藏在一处处院落后面。

    不久，我病痊愈，也就离开了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