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到保卫司令部的本职工作范围,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对军内腐败分子的强烈愤慨。
部长端坐在长桌的末端,默默倾听着众人发言,目光却时不时地瞟向始作俑者。
李正皓坦然承受着这份关注,估摸火候差不多了,清清喉咙说:“‘幽灵船’最终靠泊日本,炒作新闻的也是日本媒体,咸镜北道又聚居了大批日侨——我认为,找理由对军内有日本背景的人进行排查。”
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支持。
朝鲜半岛被大日本帝国殖民三十余年,对这位东亚邻居的观感向来不堪。
尽管侨民们本是同胞,弃日归国后却很难融入朝鲜的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不同、经济水平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得这些人最终沦为异类,常常被当作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保卫司令部对此更是习以为常。
确定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李正皓拿出一份手写的申请书:“第四处负责思想监察工作,对外要树立权威,对内要服众。尽管我不会再出国执行任务,但在国内还有些海外关系,请求干部处逐一核实、消除隐患。”
日侨数量有限,能够参军的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集中在情报部门——负责执行涉日任务或培养外派特工。
李正皓是侦查局出身、长期活动在东亚国家,接受过关于日本文化的系统训练,以对他进行政审为由,可以合情合理地排查所有军内日侨。
现场,已经有不少人在默默点头。
部长皱着眉头,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用力按灭烟蒂,一锤定音道:“好吧,具体行动就由二处负责了。”
赵处长猛然起立,绷紧腰杆站得笔直:“保证完成任务!”
李正皓将申请书用双手递出去——在那页薄薄的文稿纸上,列明了他曾经接触的日侨名单——其中某些不可能被调查,只是履行程序,比如张英洙;另一些则会得到“重点关照”,包括曾经的日语老师,柴田高磨。
革命军、劫机团、日语教员;高内庆子、张英洙、宋琳……条条线索汇聚到同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不是最终答案,也肯定与事实真相有关。
根据宋琳之前透露的信息,柴田高磨有渠道与境外联系,被抓到把柄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长期潜伏者,想要让他说出真相,恐怕还得费一些“手段”——考虑到劫机团成员的特殊身份,没有充分的理由,部长不会批准采取强制措施。
正因如此,李正皓才放弃独立调查权,假借核实“幽灵船”之名、以人事处政审的形式,确保司令部参与,尽量做到一击中地。
至于顺藤摸瓜又能查到些什么,他也很好奇。
学习日的活动结束后,李正皓身心俱疲,坐进自己的专车,吩咐司机启程回家。
副官朴永植照例坐在前排,向他汇报白天监听的成果:“……电话响过一次,答录机还没启动就挂断了;友谊商店的送货员来敲门,后来把走廊上的酒箱搬走了。”
监控小组入驻后,宋琳就一直没有回家,公寓里成天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乏陈可善。
但这恰恰是情报工作的常态——隐藏、蛰伏、等待,在冗长的重复中慢慢消磨生命——直至捕捉住到不同寻常的那一刻。
李正皓不着急,他甚至衷心希望最终一无所获。
正如他希望那些腐尸并非同胞,外媒策划了“幽灵船”的阴谋,柴田高磨不过是个普通的日语老师,张英洙也没有对劳动党政权图谋不轨……而宋琳真的只是宋琳。
纠结吗?矛盾吗?反复吗?
或许都有一点。
经过“海神号”上的刑讯逼供,还有后来发生在首尔的点点滴滴,李正皓以为对方值得自己信任——尽管信任的前提是相互利用,但这并不妨碍彼此卸下防备,尝试着去接受现实。
重回朝鲜后,两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心中的怀疑也被渐渐放大,喧嚣着吞噬了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安全感。
臣服于欲望并不可耻,李正皓提醒自己,被谎言蒙蔽才是真正的悲剧。
灰色的眼瞳再度睁开,疲惫、恍惚、犹豫消失不见,只剩下坚定的意志与信念。
他拍了拍司机的座椅,轻声道:“走吧,去情报学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