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威尼斯

    我读书和教书的一段经验，是在成人教育的范围中，要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题材时，与其循规蹈矩的从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说起，不如先引导出一件非常的事迹。在叙述这事迹时，自然会牵涉到相关的背景。表面看来，这种作法好像缺乏系统。实际这才是将读者或听众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盘出，既有示范功用，追叙也有重点。所牺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获得的则是时间上的经济与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西洋史里只注重英国、法国、德国和帝俄的发展，很少提及意大利。只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却没听过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这城市内38的面积，又据克里特岛（crete）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军不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数一数二的地位，达几个世纪之久。过去我们对这些事迹漠不关心，今日则应广为宣扬，这是因为世界的历史业已改变，中国的历史也在改变。抚今追昔，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从前在学校里认为世界史里屈指可数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的功业，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民族国家（nation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国家（dynasticstates）的兴起，也难再于20世纪的末期被视为令人胸怀激动的历史新闻。而今天一般读者亟要知道的，则是何以其中有些国家富强，有些贫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则成为后起之秀。

    威尼斯称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间，和中国之宋（960-1279）、元（1271－1368）两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时。在这500年的前端，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全未登场。即到后端，英国与法国虽有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未成熟。而德国与意国之出现，尚在中国清朝之咸丰同治年间，还是几个世纪以后之事。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每一个国家当作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单位，从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现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发生于西元1355年。这年4月，威尼斯的统领华立罗（marinofaliero）被36人组成的法庭裁决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事情不仅成为历史家反复研究不能完全定夺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后文学家和艺术家籍以发挥自己情绪的一种题材。19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兴。画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画渲染历史上的惊险情事著名。他有一幅“华立罗之死刑”证实被枭首的统领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做独裁者，实系国民公敌。所以画上犯人的尸体僵仆在统领官邸的石梯之前。监刑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of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之一站在阳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剑，上面尚是鲜血淋漓，当众宣布，统领叛国依然罪有应得，很有孟子所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诗人拜伦（lordbyron）与德拉克洛瓦同时，对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拜伦费时三个月，作成一部五幕剧，据他自己说，他考虑作此剧已有数年，内中情节以尽量接近历史为原则。他笔下的华立罗不仅是英明的国家领袖，也是大众英雄。他替威城作战，历经几十年，在血泪星霜中，战功赫赫，而且他又关心民瘼。和当时威城的贵族骄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里，极尽盘剥凌辱之事，明显对比。华立罗希望唤起下层民众，尤以政府管辖的造船厂（在威尼斯称arsenal）的员工，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组织民主化的政府。事虽不成，这悲剧式的英雄在临刑前慷慨的宣扬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残害他的人为之低头。

    为什么这两人的借题发挥会如此南辕北辙？我们且看历史的记载：

    华立罗事件开始于1355年的giovedigrasso节日，圣马可广场内有各项竞技和杂耍。事后统领依成例在官邸（即在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之侧，今日仍在）设宴。一时威城权要麇集。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斯东诺（michelesteno）半疯半醉地对与会的一位女宾表示热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华立罗命令将他逐出邸外。但是不知如何斯东诺竟又跑到邸内的会议室，在统领所常坐的椅背上涂写了两句韵文，意思是华立罗的妻子，貌美年轻，不幸已有外遇。

    在华立罗控告之下，斯东诺被四十人委员会（councilofforty，有司法权，详下）审判，但是只被判禁足两月。以他冒犯统领情节之重，而处罚如此之轻，华立罗已在冒火。事有凑巧，当时又有一个管造船厂的平民管理员，叫做伊沙内罗（bertuc－cioisarello），来向统领诉苦：只为拒绝雇用一位贵族引荐来的船工，被这贵族殴打。统领回答，这城市里的特权阶级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无能为力。伊沙内罗就说只要统领有决心，现况不难改变，如是他们已经有了发生政变的机谋。

    造船厂的工人早已对现状不满，他们又依成例间常充任统领的卫队，所以组织他们造反，是合于逻辑的。经过华立罗的同意，伊沙内罗协通了20个同谋者，每人又召集40个下属。对这些下属却没有讲明白阴谋的动机和目的。当年威尼斯正和热那亚（genoa）作战，鸣钟即是传告敌舰已入海沼内侵，根据规定，城中的贵族也要到广场集合。华立罗预定4月15日晚上，在圣马可广场鸣警报，趁这慌乱之中，参与阴谋的800人即不难将这些贵族或杀或擒，可望一网打尽。然后华立罗宣布改组政府。

    可是事机不密，参加的员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亲友开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时此刻进入广场，以免祸及。十人委员会闻讯开始调查，首先他们在一座寺院里秘密开会，以决定统领本人是否与闻阴谋。既获悉华立罗确系主犯，即开始在统领官邸，实际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门内公开审讯。十人委员会依成例扩大为36人的特别法庭。华立罗被判有罪。4月16日黄昏，伊沙内罗被绞死。17日清晨华立罗受刑。刑毕官邸的大门开放，让群众观视，当晚尸体送到一个荒岛上埋葬，不设墓碑。

    在官方的记录里，这案件只用两个字写出（nonscribtur），可译为“不书”意谓：“我们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bishop，no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的原始思想。说来容易，做去却行不通。即杨朱为我（第一章）也有这种倾向，已经被孟子与墨翟一并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示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构造”（freeconstruction）。然在西元之前，东西的哲学家能够提出上述意见时，各种权力的组织早已画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干净。社会制度也与这权力的系统为表里。又直到最近代，经济的展开也非常的迟缓，更不容各个人或者一个集团的人设想他们的私人财富可以继续扩充，终身没有限制。

    威尼斯则在这不可能的条件内产生了一段例外，无须将上述意见特别标榜，却已经在事实上证明“自由的构造”事属可行。她最起初的历史，约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威尼斯对意大利大陆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态度。可是当初的40000难民经过几个世纪的移民和繁殖达到10万左右，早已超过“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extensionof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详第一章）。其国家势力既膨胀，个人活动的范围也扩大，有野心和志气的年轻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参加海外旅行，开始带货，次之参加股份贸易（col-leganza），将资本愈积愈大，以后在海外建农场，在大陆造别墅，和在大运河河岸盖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军将领的地位，常为贵族垄断。但是13世纪之前社会流动性大。直到1323年后，才规定贵族及其家属（经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会议”（grandcouncil）的会员，而威尼斯的贵族仍只有少数拥有地产，大多数还是城中绅商。同时贵族只是一种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绅商却也不一定是贵族。

    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赚钱不是唯一的要事，只是这个城市国家人口一经固定在10万左右，经商给了他们一个共通的目的，而且紧凑的居住在海岛上，他们也感到休戚相关。再加以威尼斯有了好几个世纪不断的发展，在这经济生活中，经常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动态，富于打破环境的经验，与众不同。和欧洲中世纪大部分尚在一成不变的情形下比较，愈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动活泼。所以拜伦一方面嫉视威尼斯的贵族，一方面仍觉得威尼斯传奇性的不平凡，有令人寻味之处。

    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他又认为“欺骗”也是因素之一。“这竞赛的规则乃是发明一种新规则——去针对市场的现行规律和手段，使它做不同的运转。”为什么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书里强调“浮士德眼界”（faustianoutlook）（浮士德是一位传奇人物，可算作不安本分，一心要打开现局的代表），是现代经济的哲学基础？得陇望蜀乃人之常情。目前的问题既已解决，则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单调的目的既已达成，则开始制造繁复的问题。以前不合法不敢尝试的事项现在则使之合法且毅然尝试。这种突出环境进入新领域的精神使威尼斯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人家能如是想，只有此城能如此做。

    威尼斯和她10万左右人口，有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她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也做过一些不仁不义之事。可是她的成功并不是使全部公民都成市侩。她曾防止土耳其人势力西侵，成为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她的建筑和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美术品，至今仍是传世之宝。她的印刷业，也一度是西欧文物的先驱。而她在商业组织与造船业的成就，当然更在世界历史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威尼斯之成为一座自由城市，大部分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不期汇集。她紧靠着意大利半岛，原属西罗马帝国。自从日耳曼民族在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东罗马帝国（国都在君士坦丁堡，也称拜占庭帝国，实系希腊人经营的一个王朝）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曾于6世纪中叶一度派兵恢复半岛上的大部疆土。可是日耳曼民族的问题还未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又伸张，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帝国仅能保持意大利半岛靴形的疆域中的靴尖及足跟的小部分。威尼斯及今日之南斯拉夫海岸，名义上仍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则为独立。

    意大利半岛也迭经其他民族与王朝的侵占。西元800年教皇李奥三世（leoiii）加冕于查理曼，使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在名义上恢复西方帝国的办法。其实查理曼所控制的土地在北方，其居民以操德法语的为多。此例一开，只引起以后近1000年教皇与查理曼之继承人在各处争权。神圣罗马帝国始终在今日之德奥，但是她的势力又侵入意大利。威尼斯除了极少数情形之下，对各方都不得罪，只保持她实质上的独立。同时她以外交手腕，获得各处通商和免税减税的权利。

    威尼斯扩张的经过，可以最简单的几个整数日期概况之：西元1000年前，她的经营大致不出波河两岸及附近沿海。1000年后才伸张到亚德里亚海里去，并且参加近东（levent）的贸易。1200年后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城大为扩张海外殖民地，连接一连串的领土、港湾和重要城市里的居留地造成一座商业王国。1400年后，才在意大利大陆拓土，可是这“朝西的发展”也象征着朝东及海外的发展已趋尽头。1500年后她虽然以精力和财富对文艺复兴有实质上的贡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大不如前，虽想保持几百年来经营的海上王国，事实上已不可能。如此粗线条的纲要不免为专家所笑，在此却符合我们的需要。

    初期资本主义的成功，端在专利，专利则要消灭竞争者。威尼斯首先制盐，她又有船只，通行附近各口岸，于是早期即为波河各处食盐的供给者。但是威城自己所产的食盐不够供应，即由政府出面，定购其他产盐处的全部生产，同时也向消费的城镇订约，供应他们全部需要。虽然有时也通融产盐的市镇，少量的直接供给邻近的地区，但是一般的原则，不让买方和卖方直接碰头，威尼斯做中间人。这种办法也为其他市镇所乐于接受，因为这些城镇也有他们自己的食盐专利，批发的来源和出路一固定，这些市镇也可以对民间专买或专卖。同时威尼斯也派有警卫和船只巡行波河。

    从食盐的供应推广到食粮。小麦的供应不能全部管制，无法专利。但是威尼斯首先鼓励各处剩余的食粮发送到她城中发卖。在一定时间之内，她担保最低价格，如果找不到主顾，由本地政府承包收买，逐渐的指定威尼斯为亚德里亚海的特定市场（staplecity）。她派船只将亚德里亚海的海盗肃清，勒令所有的运粮船一律都要到威尼斯卸货。威尼斯商人私自将粮食直接运往其他港口将遭严罚。各处来港购粮的船只当然也不是全部空舱而来，于是木材、蔬菜、猪肉、薪炭，都集中于威城海沼之中。在今日之南斯拉夫沿岸的两个港口城市，一为查拉（zara），一为拉固沙（ragusa），也有相当多的船舶，想在商业上出头。威尼斯派兵占领这地区，于是土人不服，叛变的情事在历史连亘的发生。可见得自始至终威尼斯的政府要不是商人的发言人和主持人，就是他们的武装和后盾。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对威尼斯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作家汤普森说：“只要看地图，我们也可一目了然，威尼斯是距欧洲中心点最近的港口。日耳曼的商人在此地先与海岸接触，中东的商人也是由此地将他们的货物资运到距市场最近的地方。”其实此优势还不限于直线上的短距离。意大利半岛的北端与大陆的主体相接之处，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要隘。在东部与德奥相通的为布仑纳隘道（brennerpass），从这高地到海上是一段没有障碍的大斜坡，直达威尼斯。西部则以圣伯纳隘道（st.bernardpass）通日内瓦及法国之香槟省（cham-pagne），后者在中世纪的市集经常引起国际商人注意。而当地的货物一经圣伯纳南运之后，也可以循波河东流而入海，与威尼斯也是近在咫尺。

    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避免了海上的侵犯者。意大利曾被称为“世界上被外人侵占最厉害的国家”我们剔除陆上的来犯者不说，海上的来犯者，通常来自西南海岸，如法国之诺曼人（normans）、西班牙之亚拉冈（aragons）、北非之撒拉生（saracens）等是，而不及于北岸。这样威尼斯将达尔马希亚（dalmatia）（即前述之南斯拉夫海岸）控制之后，比其他自由城市有了最初几百年没有被间断发展的优势。而达尔马希亚之森林，也成为威尼斯日后造船不可少的材料。

    威尼斯的船只向地中海东部发展之际，十字军东征应时而发生。初期的东征采取陆路，但是不能缺乏海运的支援，同时十字军既在中东获得立足之地，跟随着军人的各色商人也向圣地进发，而天主教徒对圣地的膜拜，更支持一种新生的旅游业。而这些事情的背景则有西欧的经济，经过漫长迟缓的发展，在11世纪后表现突然开朗起来。于是对威尼斯经商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她向东方输出之货品有毛巾、木材、金属，内中尤以铜、银在中东最受欢迎。从东方输入的物资包括丝绸、食糖、香水、木棉和调味香料。后者包括胡椒、肉桂、豆蔻等，来自远东，通常容积小，不多占船舱位置，所以每一容积内价格高，为冷冻尚未发明之前储制肉食之必需品，西方又无其他来源，所以最为重要。

    谷物的供应也是威尼斯商业中重要的一环。迄至15世纪之前，威尼斯无意作食物之生产者。她的食粮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及黑海之滨。威尼斯宁愿做食粮的转口商，乘着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盈短、粮价有波动时赢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态度影响西方的社会心理至大。

    贩卖奴隶是初期商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威尼斯参与其事，视作当然，也没有在各种记录中留下在良心上责备的痕迹。基督教徒的一个观念，则是信徒不使同教人做奴隶（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一个人要受洗礼，才真是神前的苍生赤子，否则仍是野蛮人，让他们服役于无酬给的劳动，也不为过）。即算这种信条，也是规避的办法，例如拜占庭帝国的人民属于希腊正教，名义上属于天主教之威尼斯即可以强辞的说他们都是异教徒。俘虏只是奴隶来源之一，大部分奴隶出于本地人之绑架，在希腊境内尚有特别组织的公司专营此业，他们将捕获的人口贩卖与他种人。再有则中世纪以来，海军、海商与海盗，难有实质上的区别。有些武装商船突然出现于无防备的海岸，掳获女人和幼童亦常有之。非洲的黑人可以北运，斯拉夫人可以南运，希腊人和鞑靼人可以西运，并没有一定的型式，也没有一贯的主持人。奴隶在意大利多为家中仆婢，有的也为妾媵。在中东有的为宦官，在埃及收入军队里。土耳其各部落的习惯则专门收集年幼的奴隶，训练成为特种干部，储备为日后的高级将领。看样子也是当时奴隶来源充裕，于是土耳其人利用这种环境，使这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年轻人为他们舍死亡命，日后也收到种族通婚的成效。不过，大多数的奴隶则被发放于克里特及塞浦路斯（cyprus）岛种田割甘蔗。迄至1000年左右，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至1366年威城才禁止公开拍卖人口。不过零星贩卖奴隶之事，仍常有之。这类事情以及威尼斯在亚德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十字军一开始就把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宗教上的虔诚混为一谈。参与者固然是和回教徒作战奋不顾身，一方面也在趁火打劫，顺便侵略拜占庭帝国，觊觎希腊人在中东的属地，包括今日在叙利亚及以色列沿海各城镇。意大利沿海的三个城市国家，即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pisa），又经常内哄。他们的争执，尚牵涉到爱琴海及黑海各处之发展与在拜占庭帝国经商的优先权。简略言之，即是在地中海制海权这题目上争霸。

    这些事迹已经很复杂。而内中情节之传奇性接近荒唐者，无过于十字军之第四次东征。其荒诞不经，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可耻的光荣”（shamefulglory）。

    第四次东征之领导者为香槟之元帅威哈陶因（geoffreydevillehardouin）。香槟省的伯爵，同时为英国、法国两国王之侄子，所以由他发动组织第四次东征，欧洲各地的武士响应热烈。威哈陶因与威尼斯的统领丹多罗（enricodandolo）签定合同，预定参与东征的有骑士4500人，侍骑9000人及所有的马匹、步卒20000人，于1202年6月24日在威尼斯集合，后者供备船只筹备给养一年，为价84000银马克。威尼斯本身再配备武装船只50艘，无代价，但是东征获得领士，威城得分享其一半。

    在预定集合之前，这种协定已有相当的蹊跷。参加十字军的人物鉴于前次的经验，认为要彻底解决回教徒的势力，只有继续南进，彻底打击埃及。而威尼斯则因为商业的利益，和埃及订有密约，不打算南犯。威尼斯的眼光针对北方，并且怀疑拜占庭帝国和回教徒也有秘密的协议，而事实也确如此，他们已经在背面接头。

    可是在表面上讲威尼斯已经履行了她的合约，在1202年各事都已准备妥当。运输船舰200多艘，有的尚系特别新造，船头有舱门专供马匹上下。此外武装船只之蜈蚣船，因一船有100多名划桨手，当船桨伸出时状似多足的爬虫，其所谓武装，则系近敌时，此100多名桨手都可以投入战斗。威尼斯整备蜈蚣船50只，最低限度即需划桨手6000人，虽说部分可以在亚德里亚海北岸斯拉夫人的地区招募，以一座只有1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时完成这样的整奋，也可谓已经竭尽其力。

    可是威哈陶因不能履行他的合约。东征人马预定33500，届时只有10000人凑集停当，同时他们没有办法筹集84000银马克之供应费。领导人再三请赞助人捐输，也只凑得50000银马克。威尼斯则坚持合同里的条款，不能减半的或部分的执行。这10000远征军驻扎于威尼斯一座外围岛上，进退不得。

    统领丹多罗年已80多岁，双目失明，在各种记录之中，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些历史家臆度他早已预料威哈陶因无法履约，于是胸有成竹。然而这时的查拉，在匈牙利国王援助与怂恿之下，又叛变威尼斯，势为一个新对头，也可能为亚德里亚海商业间的竞争者。况且地处于威尼斯船舰往东途中，也是今后安全的威胁。

    丹多罗即建议，如果东征的武士会同他剿灭查拉的叛变，获得的战利品不难抵作合同内的供应费计算。西欧的武士无意将对土耳其人及埃及人作战的计划用在斯拉夫人身上，同时这一改变计划要他们攻击基督教徒的同教人，只是船只与供养都在威尼斯人手里，他们驻地和威尼斯也有海沼之隔，总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丹多罗摆布。

    十字军不费气力的攻占查拉，已是1202年的11月，而且这地方一被占领，拉丁的武士即与威尼斯海军队伍因争夺战利品发生冲突，双方经过制压之下，没有酿成大变，但是严冬快要降临，于是决定在查拉过冬，明春再向圣地进发。

    此时即有所谓阿鲁修士皇子（youngalexius）出现。阿鲁修士皇子是现下拜占庭皇帝阿鲁修士三世的侄子。据他称叔父篡位，并且又对十字军的运动毫无贡献。如果威哈陶因的10000人和威尼斯的海军帮他进军君士坦丁堡，赶走篡位的叔父，他自己登上拜占庭大宝之后，当立即打开国库，尽量的支援东征，甚至还派兵10000人参加战役。十字军的武士既已在查拉有了一次的改变路线，再迂回一次，也无碍大局，况且他们也早闻名于君士坦丁堡之富裕，所以除少数的武士不同意而中途退出，大部分船舰人马，放弃了东征的路线，而移戈北向。

    经过一场战斗，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但是在纷乱期间阿鲁修士三世出走之前，已将国库金银及珍宝携走一空。阿鲁修士皇子虽登极为阿鲁修士四世，他的政令还不能奉行，他颁布的新税也为人民反抗。他自己率兵企图擒获在逃的叔父，也没有结果。此时十字军已退出城外驻扎，他们向阿鲁修士四世讨账，从夏至冬毫无结果，有一次还几乎为拜占庭人设伏所害。

    1204年年初拜占庭帝国里的希腊人发生政变，他们将阿鲁修士四世处死，又立了一个新皇帝，称阿鲁修士五世。新皇帝对西方联军毫无负担债务的表示，却一心着手修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于是丹多罗和威哈陶因商量，决心推翻整个拜占庭希腊人的政府，另推选西方来的一个贵族作皇帝，也另派一个威尼斯人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事成之后新皇帝管辖国都与国境14的地方，其余34，由威尼斯和十字军的统率人对分。这就是日后威尼斯占领君士坦丁堡38面积的由来。

    第二次攻城战发动于1204年4月，以威尼斯战舰出力最多，这些战舰上面装设着攻城工具如掷石机和云梯。其桅杆上则装有平台，当船舰行驶至靠海的城墙边上时，平台上的战士缘着绳索跳上女墙，又再援引其他的战士登城。第一座碉堡被占领，其他的工事也望风瓦解。城破之后战胜者执行传统的奸淫掳掠三日。联军统帅命令所有的物品缴纳集中均分，据称财物值40万银马克，又有甲胄一万副。十字军人的回忆录都认为威尼斯统领丹多罗为全部经过之主宰。他的筹谋不见诸文字。很可能他认为契约与债务必须严格信守，如果国家的首长不负责，可以责成全民负责。

    可是如此一来，十字军恢复圣地的目的全部置之脑后。将希腊瓜分只能在纸面上为之，然则事实上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西方的武士也在重要区域及据点布置了不少的藩属地带。而以威城占领的地区最为广泛。在君士坦丁堡，所辖包括码头和港口。她又付出一部分现金，获得克里特岛全岛的所有权。在爱琴海则取得一座叫黑桥（negroponte）的港口，在希腊半岛的东南则又控制了莫登（modon）及柯仑（coron）。这些据点再加以威尼斯原已控制的查拉和拉固沙，和中东海岸基督教徒原已据有的亚魁（acre），内中也有威尼斯的居留地，就造成了地中海上商业王国的立足点，与近代英国之控制直布罗陀、马尔他岛、亚力山大港及苏伊士的情形类似，只是威尼斯先动手了600年。同时她又与拜占庭的拉丁皇帝订有条约，凡与威尼斯作战国之人民不得来帝国经商。直到1261年拉丁皇帝被推翻，威尼斯实际上独霸着东地中海的领海权56年。但是东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被分割的殖民地，有些历史家认为是不出200年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先声。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充分的了解威尼斯的政府不是我们平常心目中的政府。它凡事都以威城商业兴趣为转移。有人曾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虽过于简化事实，却给一般读者一段直接的概念。

    从丹多罗的事迹看来，威尼斯的统领出将入相，可能掌握相当的权力，不过这权力逐渐地被检束，否则一个半世纪之后，华立罗就用不着采取兵变方式夺取政权了。这后面的背景，也是人文发达，商业组织趋繁复，大凡有技术性的问题，委员会的处置比寡头政治来得有效。在此条件下，威尼斯的贵族逐渐抬头，他们一方面凌驾于一般平民之上，一方面也就减缩统领的职权。

    威尼斯的统领系终身制。最初的统领由拜占庭帝国任命，从11世纪以来，都由本地人士选举产生。自西元726年至威尼斯1797年灭亡，全部统领的名单仍在，共119人，所以在1071年的历史里，平均任期为九年。这统领的职务也是世界上依选举制而产生之最久者。

    统领名单也表现威尼斯初期政治中大家巨阀的力量显著。例如西元811年至942年之131年中，帕底西巴扎（participazio）家任统领的7人，西元887年至979年之92年中堪定诺（can－diano）家任统领者5人。自1096年至1172年之76年间，有62年之内统领的职务不出于麦其尔（michiel）及其女婿之家里。以后遗传的力量仍是雄厚，例如康大黎尼（contarini）家有统领8人，摩洛西尼（morosini）家出统领4人，即丹多罗家也有4人任统领。不过同一家的统领，不集中于一段紧凑的时间内，表示威尼斯这些有声望的家庭始终在岛上保持他们的门第，只是最高的权力不为任何一家垄断而已。

    统领虽为终身制，但被弹劾的情事亦经常有之，像华立罗被判死刑虽算特殊，但是威尼斯的统领被暗杀、被罢免和被流放者重见叠出，不足为奇。吊诡（paradox）的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威尼斯政局只历经极短时间的颠簸，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像华立罗事件之迅速而有决定性的处理，即未产生任何余波，其后面之背景是：威尼斯之贵族（大约200家），代表着1000多人的大会议，始终不放弃对局势之掌握。

    防制统领大权独揽，威尼斯采取种种办法，有些甚为离奇。

    统领之选择以秘密投票方式由41个选举人决定之。但是这41个选举人自身却经过一个极为复杂而又琐碎的办法产生。自1268年之后，首先在扩大会议有资格的会员内抽签而产生30人，次在此30人内抽签淘汰而为9人，此9人即开始选举40人。此40人又不是选举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为12人，此12人又选举25人。再用抽签的方法淘汰至9人，此9人再选举45人。此45人经过第三次抽签淘汰为11人，这11人才选举出来上述的41个统领选举人。全部程序一共抽签5次，提名投票4次，有如“三跪九叩首”还只产生了41个选举人。

    另外一个防制统领擅权的办法，叫做“统领的誓辞”（promissione）。这种誓辞由来已久。最初不过是一种形式，由就职的统领自己拟稿，表示他愿意尽力履行他的职责。可是后来越来越复杂，11世纪之后，新统领就职前，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誓辞，另外一个委员会检阅前任统领的记录，如果发现以前没有防范得周到，使前任统领得以自由行动的地方，可以在此时提醒草拟委员会注意，将防制的办法添入誓辞之内。于是誓辞等于一件合同。在1229年威尼斯责成统领翟波罗（giaco摸tiepolo）的誓辞，新统领除了他的薪水和附近城市所进贡他份下所得苹果、樱桃和螃蟹之外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之收入，他主持自由捐款，尊重国家秘密。不能单独与教皇、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或其他国王有私人文书来往。他接收的礼物有极严格的限制。他不能提出统领的继承人。1275年统领康大黎尼（jacopocontarini）的誓辞，则禁止新统领（时年81岁）未得扩大会议同意与外国人结婚、他和他的儿辈不能在威尼斯所辖地域之外购买地产、不得承购政府的公债、他们在威尼斯殖民地内的地产限于统领就职一年内转让与人。他的儿辈除任驻外大使或船长外不得在政府内接受任何职务。

    威尼斯之成为一个城市国家，初时接受希腊罗马传统，最低限度在外表上，政府的权力由全民大会（generalassembly）产生。全民大会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形式，不过在产生新统领和宣布重要国策时，群众聚集于圣马可广场，有些则栖身船上。通常一声叱喝，算是在民意上获得表决。在社会进化、政府组织越趋向技术化的条件之下，扩大会议（greatcouncil，maggiorcon－siglio）在13世纪成为真正权力的基础。这会议囊括威尼斯所有重要的家庭，当初也包含着在大陆上领有土地，可追溯到以前家世的贵族和城中重要的绅商。可是其间的界限，越来越含糊。1297年后，扩大会议固定其会员资格，限于以前曾任会员。1323年会员之资格可以世袭。不久之后所有会员及其婚姻子孙记入“金谱”（goldenbook）。其中男性之成年人，通常1200人至2000余人，为扩大会议之会员，凡是威城政府之重要职务，无不被他们揽纳。因为扩大会议最重要的职务为选举，通过选举权，此机构也是全市权力的基础。我们所说威城的贵族，在13世纪之后，也纯粹指金谱上有名之人士，很多专靠祖先经商起家。不过这并没有完全截斩社会的流动性，金谱之世袭由父系决定，没有不能与平民结婚的限制。平民也仍能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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