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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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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乾隆年间文士蒋士铨所写的“鸣机夜课图”记,是一篇歌颂母亲功德的著名散文。作者从母亲的相夫、教子、事亲、为人、处事等方面颂扬了母亲的高尚品格和操。

    作者刻画的物形象活脱,可说是形神兼备,以微不足道的小事彰显出凡人——母亲的伟大!全篇以事显德、以口颂德、寓理于事的写作技巧令人佩服!

    母亲钟氏“出南昌名族,幼与诸兄从先外祖滋生公读书,十八归先府君”点明母亲是出于南昌有名望的家族,从小受封建礼教的熏染,十八岁就嫁与父亲为妻。

    在父亲面前,她是“贤妻”由于父亲“任侠好客,乐施与”致使“囊箧萧然”为了成全父亲,母亲毫不犹豫地(脱簪珥,治酒浆)把自己的首饰卖掉,换回酒浆,使“盘罍间未尝有俭色”委曲求全,为自己的丈夫顾全脸面。作者出生后,家境日益衰落,即使是“历困苦穷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无愁蹙状”难怪亲戚和同族人,争着夸她贤惠(“戚党人争贤之”)。当父亲计划出游时,作为妻子的母亲为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幼小的儿子寄食外祖家,并承担教育孩子的义务。母亲相夫并不是无原则地“顺从”当丈夫有过时“必正色婉言规,或怒不听,则屏息,俟怒少解,复力争之,听而后止。”丈夫逝世,她痛不欲生“哭而濒死者十余次,自为文祭之,凡百余言,朴婉沉痛,闻者无亲疏老幼,皆呜咽失声。

    在外祖父母面前,她是孝女。她为自己的父亲的诗作指疵,以增加外祖父的酒兴“母每指一字,先外祖则满引一觥;数指之后,乃陶然捋须大笑,举觞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外祖母病且笃,她亲侍汤饮食“历四十昼夜,无倦容”;外祖母辞世“母哀毁骨立,水浆不入口者七日”

    在作者面前,母亲是启蒙导师兼良母。自作者四龄起,母亲就教其读书识字,六龄则执笔学书,九龄又受以礼记、周易、毛诗,并录唐宋人诗。母亲不仅根据各年龄阶段改变教学内容,还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四龄时“用竹枝合而字,既识,即拆去。训十字,明日,令铨持竹丝合所识字,无误乃已。”授句读时,儿怠,则少加夏楚。九龄时,要求授书成诵。十龄,则“令跪读至熟乃已”

    当儿子应童子试归船山时,她“略无离别可怜之色”儿子到京师参加会试,她“念儿辄有诗”可又怕儿子看后会分散精力,影响考试,故“未一寄也”思子之情,深藏于心。

    作为“严师”的母亲,在生活中又体现“慈母”的温暖。为了伴儿读书“至夜分寒甚,母坐于床,拥被覆双足,解衣以胸温儿背,共铨朗诵之;读倦,睡母怀,俄而母摇铨曰:‘可以醒矣!’铨张目视面,泪方纵横落,铨亦泣。少间,复令读;鸡鸣,卧焉。”当母亲得病时,仍想着儿子的学业,只要“儿能背诵所读之书,斯解也”“由是母有病,铨即持书诵于侧,而病辄能愈。”

    正是有这样一位慈祥的严师,蒋士铨才得以才。

    母亲在为人处事上,也堪称典范。在大荒之年,数口之家安全度荒,连小奴也无褴褛状,全靠母亲“纂绣组织,凡所为女工”出身名门的母亲,在优裕的生活中长大,在艰苦的环境中与困苦穷乏人家一样,做女红以维持生计,实在是难能可贵了。母亲待儿媳如亲女,全然没有传统的婆媳之间的矛盾“训以纺绩纴事,一如教儿时”

    从母亲的为人处事教子中,还可以看出母亲多才多艺。对名门的外祖父的诗作,亲居然能指其疵,借外祖父之口“不意阿丈乃有此女”而赞颂母亲的才学深渊。母亲对礼记、周易、毛诗、唐宋诗都学得很深透。否则,何以教子?!母亲的手工艺术也不错,那些“纂绣组织”品“小奴携于市”后“人辄争购之”即使母亲教儿读书时“组绣纺绩之具,毕置左右;膝置书,令铨坐膝下读之。手任操作,授句读”可见,母亲不仅勤劳,而且对组带、刺绣、绩麻、纺纱之技全会。

    更使人敬仰的是,己巳年间,作者请画师为母亲写小像时(当时没有照相设备),母亲先是不为,后经作者再三请求,才答应。当问母志未得致,请寄斯图时,母曰:“苛吾儿及新能习于勤,不亦可乎?鸣机夜课,老之愿足矣,乐何有焉!”其实,当时的蒋士铨已中举并任内阁中书两年。仅凭这一点,母亲完全可以享清福了。但她仍然保持勤俭的高尚操,鸣机夜课,坚持劳作!

    尽管蒋士铨笔下的母亲形象带有封建时代的局限,可其勤劳、节俭、严于律己和育人的风格至今仍值得赞颂。

    蒋士铨笔下的母亲形象,又何尝不是中华女性的真实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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